林立果的“五七一”，里面到底藏着啥？

林彪之子林立果

九一三事件过去三十多年了，仍疑点重重。毛泽东南巡与九一三事件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为什么林立果的“三个方案”(上策在杭州、上海谋杀毛泽东，中策南飞广州，下策北飞苏联)每一个都没有展开，就被毛泽东粉碎?如果没有千里眼顺风耳，毛泽东凭什么料敌如神?本文根据目击者的回忆，试图剥离出历史的真相。

一、9月12日午时，毛泽东出乎众人意料，重返首都北京。

1971年9月12日，午时刚过，正点13时10分，毛泽东的专属列车静悄悄地抵达了北京的丰台车站。

在周恩来主持北京中央日常工作时，他对于毛泽东突然回京的消息感到出乎意料。他不解地思索，这是为何如此低调？据周恩来卫士长高振普回忆，9月12日17时，周总理起床后休息了6小时，显得格外神采奕奕。此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陪周总理进入洗手间，告知主席已抵达丰台。总理好奇地问毛泽东为何能如此迅捷地到达丰台（已知他刚刚从上海出发），杨德中解释说，除了加水，整个行程几乎没有停车。总理又问专列何时进京，杨德中则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自九一三事件爆发，林豆豆及其未婚夫张清霖在玉泉山遭到软禁，并被要求提交检举材料。专案组人员曾就林立果逃离一事向他们提问，林豆豆透露，她听说有国家领导人曾在南方下达了针对某位高级领导的命令。然而，周恩来总理亲自澄清，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他对此事毫无所知。

他真的不知道吗?周恩来虽然一直在北京，但他知道毛泽东南巡的讲话内容。9月4日，汪东兴曾将他和华国锋追记、经毛泽东改过的南巡谈话稿(8月16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湖北、河南、湖南等省负责人的谈话)专送周恩来。主要内容讲述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揭露黄吴叶李邱以及背后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阴谋。9月11日，周恩来和回到北京的华国锋谈话，更是完全了解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难道身经百战的他没有意识到“大战”将临吗?如果他意识到了，为什么对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如此吃惊呢?因为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一定马上回北京，路上还可能停留几个大城市，比如南京，比如济南，比如天津。本来毛泽东到北京还会晚一些时间，据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回忆，毛泽东准备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汪东兴打电话一问。杨得志下部队了，于是专列直接“杀”回北京。

汪东兴主任表示，在毛泽东主席身体状况稳定的时候，其每年均有外出巡视的习惯。尤其在国庆节临近时，这一巡视活动已经形成固定模式，通常于9月25日左右完成。但今年却提前十多天便返回了北京，这其中的原因引人关注。

毛泽东行为异常。

星辰闪烁，心绪纷乱，毛泽东的行程犹如精密编排。9月11日18时50分，专列缓缓驶入南京车站，稍作逗留15分钟后，再度启程，驶向北方。21时45分，抵达蚌埠，停留5分钟；翌日零时10分，抵达徐州，稍作歇息10分钟；2时45分，抵达兖州，5时抵达济南，停留50分钟；7时40分，抵达德州，停留20分钟；11时15分，抵达天津西站，停留15分钟。午后15时36分，专列从丰台站驶出，16时零5分，准时抵达北京站。往日夜间抵达北京的毛泽东，今日却乘坐列车返回了中南海。

对于军事指挥官而言，战场上时间的运用往往演变为一种出乎意料的战略利器。

毛主席令车停丰台。

抵达京城之后，毛泽东显得悠然自得，并无急于行动之意。丰台车站成为了他的专列停留时间最长的站点。他令汪东兴拨通中办值班室，下令通知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第三政委纪登奎、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于丰台车站等候（据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在天津站便已提前吩咐他拨打电话）。会面完毕后，毛泽东单独对李德生下达了一项特殊任务，即命令38军的一个师前往南口地区待命。必须强调的是，军队调动的大权牢牢掌握在军委主席毛泽东手中，即便是军委副主席林彪，调动一个排也必须获得毛泽东的批准。

临近午后三点，言谈至此告一段落，李德生随即踏上归途，直赴北京军区。

李德生奉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指示，与陈先瑞（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等军区高层首长共同商议部队进驻南口的部署事宜。南口地处北京西北，毗邻八达岭，是一处战略要地；向北延伸可达张家口，既能有效抵御苏联的入侵，又能稳定京城的局势。尽管包括李德生在内的众多高级将领对当时的局势尚存疑虑，但他们迅速而高效地完成了部署任务。对于即将到来的九一三事件来说，这一军事安排无疑至关重要，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早已胸有成竹的战略眼光。

林立果与叶群

当晚即发生九一三。

全面转入战备阶段，涉及调动兵力、布置岗哨、设置路障以及挖掘防御工事。邬吉成对此感到疑惑，难以分辨这是演习还是实战，然而命令一旦下达，他便迅速采取行动，增设岗哨，在门口架设机枪，挖掘防御工事，设置路障，切断楼间通道，直至破晓方才告一段落。此后，汪东兴再次试图联系邬吉成，却未能找到他，于是责怪他在紧急时刻四处奔波。邬吉成解释称，他是在执行部署战备的职责。此次紧急状态持续了一周有余，直至局势逐渐稳定，而正式解除战备状态则是在一个月后。

疑问频生：中南海与钓鱼台同时拉响战备警报，背后是否因林立果等人图谋夺取钓鱼台？中央警卫团紧急成立机炮大队，分别部署于钓鱼台和故宫。原计划在西华门屏风楼上安装机枪和高炮，但因施工难题而放弃。这一情况让人不禁想起周宇驰（空军党办副主任）曾放言，若形势不利，他将驾驶直升机撞击天安门。据李伟信（上海空4军政治部副处长）供述，9月11日22时，得知毛泽东已北上。会议室门敞，李伟信察觉室内气氛突变，先前嚣张的气焰已转变为迷茫。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空司一处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等人均面露呆滞，沉默无言。林立果泪流满面，坦言未能完成林彪首长交付的重任，不知如何面对首长。片刻沉默后，周宇驰抓起酒瓶摔碎，表示难过无济于事。他提出，若国庆节首长因病缺席，他将驾驶直升机撞击天安门，即使自己结局不幸，也不愿让首长安好。片刻后，周宇驰又提议需要有人伪装散发传单，询问谁愿意与他并肩作战。起初无人响应，在周宇驰的催促下，于新野表示愿意参与，随后我和刘沛丰也表示愿意加入。林立果反对此举，众人亦认为不切实际。于新野自言自语，担忧“十一”国庆节可能无法等到。

谁泄露了毛泽东来京消息给林立果？

那一晚，气氛格外诡异，自9月12日的午后起，便悄然拉开了这出离奇的序幕。

1971年9月12日黄昏时分，西郊机场上空响起了三叉戟客机起飞时那震耳欲聋的轰鸣声。256号三叉戟在悄无声息中起飞，目的地是山海关机场。这次行动临时决定，机组人员直到18时过后才接到执行训练飞行任务的指令。整个事件被一层神秘的面纱所笼罩，然而对于专机而言，这样的保密措施已是家常便饭。毕竟，出于保密的考虑，专机往往以训练的名义进行飞行。

20时15分，西郊机场调度室负责人李海彬紧急派遣至北戴河，负责专机调度，并与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取得联系。他提出，一架大型客机从北京飞来，却未见接机人员，夜色已深，此时还有何人可能前来？李海彬显得急切，并进一步询问是否有人负责接待事宜？预计飞机将在15分钟后抵达。姜作寿回应称，接待安排非他个人所能决定，需先弄清具体情况。随后，姜作寿向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求证，李文普明确表示，未接到有关贵宾到来的信息。姜作寿进一步询问是否需要派人接机，李文普建议除非有确切通知，否则无需过度干预。

三叉戟将至，林彪居所对此却浑然不觉。为庆祝女儿林豆豆的订婚，叶群（林彪夫人）在96楼走廊安排了香港影片《甜甜蜜蜜》的上映，林办秘书、警卫及服务员均被邀请参加。在文革时期，人们仅能接触那八个样板戏，哪里有机会看到香港的爱情片呢？电影进行至中途，值班秘书来询问林豆豆，恰逢山海关机场来电，通报一架飞机即将抵达，询问林豆豆是否知晓来者身份。林豆豆坦言不知情，但她心中暗想，或许归来的会是弟弟林立果。

姜作寿方才挂断电话不久，李文普的电话便紧接着打了过来。他显得十分焦急，告知老虎（林立果）已经启程返回，催促立刻派遣吉姆车前去迎接。原来，是叶群通过内部直通电话通知了李文普，立果听闻豆豆今日将举行订婚典礼，心情大好，特意乘坐飞机返回，共庆此喜。叶群还特意吩咐刘吉纯（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驾驶车辆前去迎接。

正当姜作寿对小宁司机详尽地交代任务之时，一架庞大的飞机轰鸣着自西南方向逼近，缓缓降低飞行高度，明显是直奔山海关机场而去。小宁焦急地表示：“这样一来，我们恐怕要错过接机了。50公里的路程，若非40分钟内赶到，绝无可能追上。”姜作寿则坚定地答道：“那我们还是立刻出发吧，既然已经通知了对方，即便无法按时抵达，也要全力以赴。”

果不其然，未能及时相聚。在20时35分，行驶至秦皇岛不久，急于行进的司机小宁与刘吉纯，瞥见一辆亮着大灯的吉普车，仿佛对周遭一切视若无睹，停滞在马路中央。二人急忙停车探查，这才得知是林立果“借用”了机场的吉普车。面对刘吉纯和小宁的歉意，林立果却波澜不惊，表示并无任何怨言，只因事态紧急。话音刚落，他提着手提箱，转身搭乘吉姆车，独自离去。

林立果为何匆忙赶回北戴河？原来，正在南行的毛泽东突然改变行程，返回了北京。林立果感到事态紧急，立刻联系了北戴河的叶群，告知他将在两个小时内乘机抵达北戴河。

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无声无息地回到了北京。除了他的私人助理，只有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周恩来知晓这一消息。外界对此一无所知，那么北戴河的叶群和北京的林立果又是如何得知的呢？是谁透露了风声？是内部知情人士？还是……隐藏的陷阱？

毛泽东与林彪

这是解开九一三事件之谜的关键。

坐落在空军学院东北方位，两栋编号分别为13号和14号的两层建筑，往昔曾是学院领导的住所，因此被亲切地称为“将军楼”。1971年4月底，这里悄然转变为了林立果的“秘密据点”。9月12日，一个宁静的星期天上午，空军学院突然遭遇了停水停电的困境。大约十点钟，负责后勤保障的老王接到了紧急指令，命令他立刻为将军楼运送热水与冷水。老王跨上三轮车，来回奔波两次，最终将一桶冷水及数瓶热水送至楼前，摆放妥当。正当他准备离去之际，将军楼的门缓缓开启，陈伦与空军司办外事处的秘书将他叫住，紧急指示他立即准备十一人的午餐，三位首长将在将军楼用餐，而其余八人则在食堂用餐，要求务必在中午12时30分前完成用餐。然而，此时时间已经过去了12时10分，形势愈发紧迫。到了午后一点多，午餐终于准备就绪，老王首先给将军楼拨通了电话，将三位首长的餐点送至楼门口，由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三名女兵接收。随后，他带领其他人员前往食堂，共同享用午餐。

大约在午后三点十分，一辆伏尔加轿车自将军楼车库中缓缓滑出，老王目光如炬，准确无误地辨认出车内共有三位乘客。驾驶席上，周宇驰端坐，身旁是于新野，林立果则位于后排座位，三人的面容均显露出几分紧张之色。

在这段目击者的叙述中，我们了解到，即便毛泽东在15时仍于丰台车站进行着交谈，林立果却已提前得知了这一消息。于是，他急忙赶往西郊机场，开始着手制定“第二套方案”。大约在16时30分，空军副参谋长兼34师党委书记胡萍，接到了周宇驰的指令，要求调派南飞机群。而在18时稍过，256机组也接到了飞往北戴河的命令。

关于毛泽东的行踪，知情者极为稀少。唯有亲近之人方可洞悉一二。然而，自九一三事件以来，泄露国家领袖的行踪被视为严重罪行，不仅对毛泽东的安全构成威胁，告密者又怎能轻易逃脱法律的制裁？又怎能任其逍遥法外？这通电话的来龙去脉显然令人疑窦丛生。

关于泄密者的身份，有两种观点广为流传。其一为“叶群说法”，认为毛泽东返回京城的讯息是汪东兴告知叶群的。另一种则为“民间说法”，指出是汪东兴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再转告叶群。不管怎样，北戴河的叶群是第一个获知此消息的人，她迅速通知了林立果。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但追踪泄密者的过程并不复杂。只需查阅总机的话单记录。鉴于北戴河的电话属于长途，总机需记录通话记录，因此通过查看那个时段给叶群打电话的人，便可迅速揭开真相。九一三事件后，军委一号台的话单库被全面检查，对9月6日至12日间的所有通话及其时间进行了逐一查阅和记录，锁定真正的泄密者不过是小事一桩。

若是以周恩来之身份，何以未受追责？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处境艰难，四人帮意图除之而后快。他泄露毛泽东的机密行动于叶群，与林彪勾结，此乃将他推翻的绝佳借口。至于汪东兴，理由更为充分。众所周知，汪东兴为毛泽东之亲信，在庐山会议中立场鲜明，却能轻易脱身。他不仅未吸取教训，反而胆大妄为地将毛泽东的秘密告知叶群，背叛内外，难道不应遭受严厉惩罚？

令人困惑的是，周恩来和汪东兴均未遭受任何损害。对于这一泄密事件的无动于衷，似乎让人难以接受。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的处境，尽管遭受了压力，却依然稳固。这其中是否隐藏着不为外界所知的秘密？或许唯一的合理解释是，故意泄露情报，其目的在于激起“蛇”的注意，使“北戴河”的“鸡”在深夜惊慌失措。

“这些人竟然参与了反革命行动，谁能事先预料到呢？对此我一无所知。”他如此言论不止一次。事实果真如此吗？九一三事件的来龙去脉错综复杂，如果毛泽东对林立果的行动并非完全掌握，那么他为何在此时毅然决然地返回了北京？

李德生与汪东兴在各自的回忆录中均有提及，毛泽东似乎已有所察觉。汪东兴曾指出，至于毛泽东何时对林彪产生警觉，以及察觉的深浅，他并未向我们详述。然而，从他的言辞中，我们不难推断，毛泽东的回归北京与林立果的离京并非巧合。显然，毛泽东掌握着周恩来、汪东兴、李德生等人所不知的更多“机密情报”，甚至可能已洞悉了整个“阴谋”的全貌。

三、毛泽东欲炸平庐山。

自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岁月流转，至今已走过四个春秋，直至1970年庐山会议的召开。杨成武曾直言：“文革全由主席一手推动。”起初，毛泽东主席并未预期这场运动持续如此之久。在1967年巡访大江南北期间，他不止一次地表达，文化大革命应适时收场，于来年春暖花开之时落幕，随后召开九大。国家亟需恢复安定，这一点从积极筹备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中可见一斑。然而，尽管1969年4月九大顺利召开，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即将召开，但陷入“红舞鞋”困境的文化大革命却依旧未能停歇，依旧在历史的舞台上翩翩起舞。

在庐山会议即将揭幕的前夕，九江机场，位于庐山北面约十公里处，日夜充斥着飞机的轰鸣声，起降活动频繁。面对这一状况，专机师师长时念堂亲自赶赴安庆，坐镇指挥，并部署将大型飞机替换为小型飞机。他与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一道，深入九江机场及庐山会场周边进行实地勘查，细致挑选了山顶的直升机降落区域。随后，他派遣了两架伊尔-14飞机以及约四五架云雀直升机到现场执行值班任务。

毛泽东与汪东兴

汪东兴回忆起，在庐山会议即将召开之际，他提前前往庐山，为毛主席选定居住地点。抵达庐山后，他震惊地看到毛主席的住所上方正在进行岩石爆破作业。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程世清事先并未告知他这一情况。他对此感到困惑，询问此举的用意。程世清解释说，这是为了建造机场。汪东兴质疑为何要在该地建设机场，程世清回应说，此地宽敞，有利于直升机安全起降。汪东兴询问审批过程，程世清透露已经得到军委的批准，并回忆说命令是在前一天收到的。汪东兴立即前往现场，发现机场工程即将完成。他指出，机场与毛主席住所过于接近，可能会干扰他的休息和工作。面对程世清的询问，汪东兴未能立刻提出解决方案。回到杭州后，他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此表示警觉，询问命令下达者是谁。汪东兴表示自己并不知情。毛泽东指示他联系周恩来总理，了解相关情况。

周总理对此事一无所知。汪东兴表现出忧虑，认为情况相当复杂，难道连您也蒙在鼓里吗？周总理立刻追问道，黄永胜（总参谋长）对此是否有所了解？黄永胜回答，考虑到一些老同志在崎岖山路上乘坐汽车感到身体不适，而乘坐飞机既快速又安全，空军已经安排了几架直升机。周总理继续询问，你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否已经向中央做了汇报（即是否已向毛主席汇报过）？黄永胜回答已经向林副主席汇报过了。之后，周总理对汪东兴说，这是林副主席的同意。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只是轻轻点头，但心中无疑产生了许多疑问。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我的一点意见》，提到“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的狂妄之言。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再次提及庐山会议的这场斗争，并重申他们“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的决心。毛泽东强调，庐山是不可能被炸平的，地球也将继续转动。他表示，即使有人声称能够炸平庐山，他也不会轻信。他代表人民，但已经十多年未担任国家主席一职。那些认为代表人民就要担任国家主席的人，他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表示，如果有人想要代表人民，那可以去尝试，他本人并不愿意。即使有人声称能够炸平庐山，他也不会参与其中。他询问，你有什么办法吗？后来，毛泽东在巡视南方期间与华国锋谈话时，特别提到了庐山上有人进行突然袭击的情况，并强调“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意为之，这才使得空军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毛泽东曾多次提及“炸平庐山”，此名言的由来，实则根植于当时正着手建设中的庐山小型机场。

直升机能炸平庐山吗？

周总理与黄永胜进行了直接沟通，并未再与林彪取得联系。即便周总理到达毛家湾，接听电话的是叶群。作为林彪的办公室主任，叶群在林彪的决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林彪的健康状况不佳，通常由叶群代为处理事务，其意见需经过她的审核，有时她还能提出更为出色的建议。林彪的决策必须得到她的同意，她有权力推迟或拒绝，甚至可能传达错误信息。毛泽东南巡时曾对妻子担任秘书或办公室主任表示反对，并对需要通过叶群等人才能向林彪请示的情况表示不满。据此推测，林彪可能并不了解庐山上修建机场的事情。在这样敏感的时刻修建机场，如果林彪知情，为何不向毛泽东请示？按照他的行事原则，他理应这样做。然而，根据现有资料，机场规模并不大，也不算是秘密工程。是否有政变准备？缺乏确凿证据。当时林彪的地位虽然有所变动，但矛盾并未升级。林立果策划《571工程纪要》是在1971年3月，庐山会议之后。而毛泽东对林彪的猜疑日益加深，林彪当时掌握着军权。

1970年8月31日，经过三日的深思熟虑，毛泽东挥毫于陈伯达编纂的《天才语录》之际，撰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在处理陈伯达的当晚，张耀祠回忆道，毛主席突然决定不再在美庐留宿，而是秘密搬迁至相距约一百米的175号房间。该房间原为几家民宅，大会召开前居民已被悉数迁出。房间狭小且陈旧，毛泽东不允许工匠进行任何修缮，以防泄露风声。

庐山烟至北京。

华北会议结束后，19日，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递交的请示报告时提出，不应照搬军委座谈会的方式，一个月过去了，对陈某某的问题仍未作出批示。紧接着，黄吴李邱递交了一份立场明确的报告，毛泽东再次强调，为何在批陈问题上总是处于被动地位？不施加适当压力，事情就无法推进。他要求深入思考这一问题，制定对策，变被动为主动。3月24日，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三人的检讨作出批示，认为他们的检讨写得较好，今后应将承诺落到实处。他还通过江青传达指示，让周恩来为黄永胜等人创造机会，让他们能够充分表达检讨。25日，周恩来召集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讨论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修改黄永胜等三人的检讨，并决定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3月26日，周恩来将黄永胜等人的检讨书递送至北戴河，向林彪汇报相关情况。李德生回忆称，毛主席曾期望林彪出席即将举行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并发表讲话，以给予其一个退场的理由。然而，林彪对此提议并未采纳。在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会议安排的请示作出“同意”批示后，林彪仅指示秘书代笔，撰写了“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会议安排”，并在备注中特别注明“遵嘱代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回忆说，自九大以来，周恩来察觉到毛泽东对林彪的不满情绪逐渐加剧，曾托人劝告林彪不宜久留家中，建议外出工作，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但林彪婉言谢绝，对总理的关怀表示感激，并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甚至不敢外出散步。4月1日，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林副主席表示，他对主席自庐山会议以来发布的各项指示和工作部署，包括未来工作的方针和措施，均表示全力拥护与支持，并认为其完全正确，成效显著。此次会议揭露陈伯达，实为一大胜利。他对黄永胜等同志的检讨表示满意，并要求吴法宪、叶群同志重新撰写书面检讨。信末，周恩来表达了对林副主席的期望，希望他在春暖花开之际返回北京。林副主席听闻后十分高兴，并嘱托他们代为向政治局各位同志致以问候。

毛泽东

四、毛南巡缘由

4月7日，毛泽东正式吸纳了纪登奎、张才千等杰出人才，将他们如同细沙般巧妙地融入军委办事组的阵容之中。

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办了一场批陈整风汇报会。与会者囊括了中央、地方及军队的99位领导，加上143位正参与军委座谈会的同志。周恩来同志受中央委托，作了总结性发言。他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明确指出五位将领（黄、吴、叶、李、邱）在政治立场和路线选择上出现了偏差，并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他们与反对九大精神的陈伯达同志站到了对立面。尽管这些错误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同志仍希望他们能深刻反省，改正错误，恪守承诺。同时，周恩来同志也对自己在督促与协助工作上的不足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四月十九日，林彪在会议进行中返回了北京。翌日，即四月二十日，周恩来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相关文件以及毛主席的指示函寄予林彪，并表达了对林彪能够与会并发表演讲的真诚期待。不过，林彪礼貌地婉拒了这一邀请。至四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书面汇报中提议，会议热切期盼主席与林副主席能够抽空与众位同聚一堂，若能简短发言，则更显佳妙。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表示近期内他将暂不外出。

4月29日，经过一番曲折，批陈整风汇报会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5月1日，在周恩来反复而诚挚的慰藉中，林彪勉强登上天安门城楼。遗憾的是，他在那里仅停留了短暂的十几分钟，并未与毛泽东进行交谈，这成为林彪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晤面。

6月15日，林彪的心情显得格外沉重，他再次乘坐专列，踏上了前往北戴河的征程。

8月5日，叶群假借体检乳腺癌为由，悄然返回北京，与黄、吴、李、邱等密谋之士秘密聚首。翌夜，邱会作偕同夫人胡敏至毛家湾拜访，直至深夜方才离别。周恩来闻悉此事，特意来电表示关切，并询问叶群接待的究竟是谁等尊贵来宾。当时叶群正忙于接待宾客，忽接在青岛陪伴江青的吴法宪夫人陈绥沂来电，得知叶群在京就医，吴法宪遂于当晚23时15分从青岛拨通电话，并于8月7日上午火速返回北京，午后15时携夫人一同赶至毛家湾，与叶群进行私密交流。8月8日午后，黄永胜与叶群展开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密谈。当天晚上，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吴法宪、邱会作再度抵达毛家湾，不久胡敏亦加入其中。胡敏原是带领三O一医院人员来毛家湾观影，对叶群为其诊疗表示感激。观影结束后，众人散去，胡敏却留于会客厅，目睹了叶群与他人的交谈，直至次日凌晨3时。在谈话中，吴法宪透露双方交换了情报，分析了形势，并重点探讨了如何顺利度过四届人大这一难关。叶群认为，当前形势比华北会议更为严峻，过关不易，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忧虑。她强调，必须坚定地支持林彪，因为林彪与他们的关系密不可分，他们依赖林彪，林彪亦依赖他们，这“几个老战友”应生死与共，不能再有任何损失。叶群指示吴法宪不仅要整顿空军，更要特别关注广州军区空军和武汉空军的工作（这也解释了毛泽东为何南巡时重点关注武汉和广州）。叶群还提到，林彪的健康状况与毛主席相比相去甚远，认为林彪无论如何也难以拖过毛主席。她曾在1970年庐山会议前就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斗争是唯一的出路。”邱会作补充道，“但斗争亦需策略得当，欲获胜利，更需妥善处理下层人员的工作。”叶群关切地询问串联工作的进展情况。8月9日午后，叶群搭乘飞机返回北戴河，黄吴李特地前往机场为其送行。叶群抵达山海关机场，林立果亲自出面迎接，让叶群倍感荣幸与惊喜。8月10日，叶群从北戴河致电吴法宪，特意叮嘱他“切勿轻率行事”。

周恩来

8月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他在离京前往广州期间中央日常工作的具体分工进行了安排。次日，即8月9日，周恩来陪同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展开了对广州的参观访问。在启程之际，他特意致信毛泽东，告知：“若主席遇有紧急事务，可通过吴旭君同志（毛泽东的护士长）以保密电话通知我，亦或由海容同志（毛泽东的侄女）转达。”8月12日下午，周恩来迅速返回北京，并立刻前往毛泽东处进行面谈，随后，毛泽东便决定南下巡视。

1972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提及，为何毛泽东选择南巡？去年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中央文件仅向军事系统发放了60多份，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人却仅发放了7份，导致传达范围极窄。去年7月，毛主席发现此事后，指出需要继续向各地发出通知，认为他们的检讨是虚假的，庐山事件尚未得到解决，其中存在疑点，且有幕后支持者。毛泽东在南巡期间表示，批陈整风汇报会上，五位大将的检讨被认定为问题已解决。但实际上，庐山事件尚未了结。他们试图隐瞒真相，甚至不让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知晓，这是不可行的。李德生回忆称，在批陈整风过程中，毛主席从大量揭发材料中发现林彪集团的活动异常可疑，因此决定南巡以深入了解情况，并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做铺垫。南巡前，7月11日，毛泽东批转了吴法宪、叶群重新撰写的检讨给周恩来，表示已审阅并认可，要求将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一并提交政治局处理。

汪东兴指出，庐山会议之后，揭露了陈伯达的问题。随后，全党展开了针对陈伯达的批判和整改活动，并相继召开了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但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毛泽东南巡的目的在于促使这一问题得到更深入的解决，并在党内进一步揭露和批驳林彪及其同伙的阴谋，以此增强党的团结。毛泽东在杭州表示，陈伯达曾游历华北多日，四处进行游说。他此行亦效仿陈伯达的做法，四处进行游说。作为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他能否像陈伯达那样四处游说？陈伯达的游说是反革命行为，而他的游说则与此不同。

实际上，毛泽东此时正饱受重病之苦。庐山会议落幕之后，他曾在南昌逗留了短短两天。返回北京后，直至1971年8月15日南巡之际，他未曾踏足他处。这皆因他在庐山游泳时不幸受寒，自1970年10月下旬起，病情愈发严重，最终演变为肺炎。由于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不在身边，周恩来特地派遣了三位资深专家级医生前来。然而，一经诊断，毛泽东便勃然大怒，指责他们是林彪派来的，认为他们正按照林彪的指示为其治病。连续两天，他怒火中烧，甚至不再理会病情。高龄病人的病情变化尤为迅速，汪东兴不得不紧急召回远在千里之外进行巡回医疗的保健医生。尽管保健医生也判断为肺炎，但他深知毛泽东的性情，便安慰道这不过是老毛病，慢性支气管炎的急性发作，只需注射几剂药物便可痊愈。听闻此言，毛泽东喜出望外，激动地用双拳捶击前胸，心想林彪或许希望我的肺脏烂掉。随后，治疗得以恢复。

卧床养病的毛泽东启动了南巡之行，目光四顾，洞察秋毫，耳听八面来风，心中正酝酿着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

五、南巡首站武汉

8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南行。

8月16日，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同志赴北戴河向林彪同志汇报工作，就宣传、日常事务、生产、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汇报结束后，周恩来同志表示，毛泽东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紧接着召开四届人大。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

这番言论对“北戴河”产生了显著影响。回顾八届十一中全会，不就是那时将刘少奇推到了风口浪尖吗？如今，九届三中全会是否也要将林彪推入同样的境地？

在同周恩来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的同一日，即8月16日，毛泽东抵达了南巡的首站——武昌。他不顾酷暑，未及稍作喘息，便立即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进行交谈，汪东兴作为唯一在场者。次日，8月17日，毛泽东又与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等人士会面，刘丰亦一同出席。谈话伊始，毛泽东便询问起湖北、河南的局势。刘丰回应称，两地局势稳定，民心较为安定。然而，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对此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如此笼统的描述虽可，但若深思，则显得过于草率。他指出，在当地，部分区域仍处于动荡之中，而部分区域则相对平静。意见分歧的情况亦不容忽视。随后，毛泽东提到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期望他们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摒弃修正主义；强调团结，反对分裂，杜绝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倡导光明磊落，抵制阴谋诡计。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党派并未发生分裂，自成立以来五十载未曾有过分裂。相较之下，苏联的党派曾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而中国则始终团结一致。他坚信，试图分裂中国共产党的企图是难以得逞的。接着，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历史以及党内路线斗争的历程，提及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屡次企图分裂党，但均未能如愿。

毛泽东主席将讨论焦点转向了九届二中全会，质疑他们为何采取突然行动和秘密行动，而不选择公开的方式？

刘丰罕见地目睹了毛泽东在谈及庐山会议时显露出的严峻神色，他点名斥责黄吴李邱等人，指出他们在庐山会议上采取了突然袭击的策略，并暗中从事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活动，此举旨在反对九大路线，颠覆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他强调，庐山事件尚未画上句号，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陈伯达背后仍有势力，有人察觉到我年事已高，行将告老还乡，他们急于执掌国家主席之位，意图分裂党的统一，急切地夺取权力，此次庐山会议实则是一场两个司令部的较量。

在九届二中全会中提及曾犯错之人，毛泽东指出他们面临两种可能性：一是有机会改正，二是可能无法改正。若犯了重大原则性或路线方向性的错误，领导者的改正尤为困难。历史上，陈独秀是否有过改正？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是否有过改正？事实表明，他们未曾改正。毛泽东回忆道，胜利后，自己在朝鲜战争期间曾短暂管理过军队，此后便不再过问。朝鲜战争后，军委事务主要由彭德怀同志负责。他曾征求总理意见，认为彭德怀在长征中曾站在他们这边，且在抗美援朝中取得了胜利，不应剥夺其管理军委事务的权力。至于后来的林彪，毛泽东表示自己将重新关注军队事务。毛泽东批评了“大树特树”的说法，认为这是在树自己，而非他人。他还质疑“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者却不能指挥”的观点。他坚信军队不会反叛，也不相信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反叛。他指出，军队中有师、团以及司政后机关，若有人企图利用军队做坏事，是否会听从其指挥？最后，毛泽东表示今天的会议就到此为止，建议与会者在明天或后天进行进一步讨论。

8月25日，毛泽东将曾任湖南省委职务的华国锋自湖南调至国务院，并于北京对其进行了召见，言辞间透露出更为严肃与明确的态度。

8月27日下午2点，刘丰拜访了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一见面便询问近况。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之后，毛泽东从庐山返回北京途中途经武汉，曾与刘丰有过一次交流。据汪东兴回忆，当时刘丰的态度显得模糊不清。因此，这次刘丰主动进行自我批评，表示近期深思熟虑，承认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参与了干扰毛泽东的行为。毛泽东则安慰道，不必过分自责，你们只是过于急躁，实际上问题不在于你们，而在于北京方面。随后，毛泽东再次提及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指出在庐山进行的突然行动是有预谋、有组织、有纲领的，其纲领包括推崇“天才”地位和设立国家主席。他们并非在庐山停留了短短一天半，而是持续了三天。毛泽东提到，他曾与林彪讨论过这一问题，指出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同代人，而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时间跨度不到一百年，怎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天才呢？中国历史上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对于所谓的“顶峰”和“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毛泽东认为过分夸张，实际上他所说的话有时一句就足够，有时甚至半句也起不到作用。毛泽东还提到，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他已明确表示过六次，即使每次只算一句，累计也有六万句，但他们却不予理会，连半句也不算数，等于零。毛泽东对刘丰强调，对于路线问题，他的原则是坚定不移的，重大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

谈话结束，毛泽东谈到《国际歌》，问刘丰看过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没有看到。毛泽东叫张玉凤（毛泽东秘书）去拿。刘丰送毛泽东上车，毛泽东让张玉凤、吴旭君唱《国际歌》，并和刘丰一起唱，毛泽东说，要学习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那篇文章，要学唱《国际歌》。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毛泽东说，《国际歌》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问题。要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能实现。要团结起来，不能搞宗派主义，不要搞山头主义……要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们还听不听指挥啊?接着毛泽东还打着节拍，和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一段讲一段，毛泽东说，歌里头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南巡中，毛泽东经常带头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且非常注意观察对方的态度。汪东兴认为，毛泽东这时带头唱这两支歌，是非同寻常的。

刘丰是否是林彪的忠实追随者？

六、毛泽东令广州军区传达至师长级以上干部

从8月18日至24日，整整一周的时间里，毛泽东选择闭关不出。这是在等待什么？是否有人将消息泄露给了北戴河？毛泽东要求刘丰暂缓传达谈话内容，并对北京方面实行严格的保密措施。对于普通人而言，他们不敢违背最高指示，但若是“死党”，即便面临刀山火海的考验，也必须向上级汇报。

刘丰恪守“纪律”，未向“北京”进行汇报。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曾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治委员刘兴元进行过三次会谈。

27日晚上9点，毛泽东抵达长沙，与湖南省负责人卜占亚及同行的华国锋进行了交流。次日晚上9点，他召集了广西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和韦国清至长沙进行谈话。由于对丁盛和刘兴元并不十分熟悉，谈话前，毛泽东询问了他们的个人经历。丁盛提及自己参加过七大、参与过锦州战役，并分享了自己参军和在红四军的工作经历。毛泽东幽默地提醒丁盛，不要炫耀资历，也不要形成宗派。他对刘兴元也提出了同样的警示。接着，毛泽东询问了关于部队的一些情况。旁听的汪东兴以为毛泽东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放松，却未察觉到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毛泽东表示，自己很久未涉足军队工作，现在计划重新抓起。他回忆起进城后军队工作的负责人，从聂荣臻到彭德怀，再到林彪，以及贺龙、罗瑞卿等人的角色，然后提到了杨成武和黄永胜。他指出，黄永胜在政治上不够坚强。毛泽东不仅提到了黄、吴、叶、李、邱等人，还特别提到了林彪。最后，他强调了自己不赞成妻子担任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询问了在座各位夫人的情况，并强调工作要亲自参与，亲自审阅，亲自批示，以免出错。今天的谈话就此结束。

汪东兴主持了一次座谈会，随后在8月29日，他将座谈会的详情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毛泽东在听汇报的同时不时插话。当汇报到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对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错误进行检讨时，毛泽东指出，这反映出他们对马列主义的学习还不够深入。针对毛泽东询问是否了解丁盛、刘兴元，汪东兴表示自己并不熟悉，只是在会议上有过一些接触，日常生活中并无太多往来。至于通电话，也只是因为处理事务，未曾进行深入交流。而此次座谈会，他们谈得更为深入，也梳理了思想上的问题。

30日早晨，毛泽东在启程前往南昌前夕，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进行了会面。会晤伊始，毛泽东便询问他们是否已进行了两天的座谈会，并询问了各自的感受。随后，每位与会者都进行了汇报。

毛泽东曾言，谈及英明领导，我心中不禁泛起寒意。实则，我并非所谓的英明领导，不过是审阅报告时略加批注，借助他人提供的材料加工思考。诸位是否也常提及英明领导？无疑，领导之存在不可或缺。若无英明领导，广东省又怎能得以有效治理？广州军区管辖三个省份，人口逾亿，你们如何能应对？但诸位心中应有清晰认识，切莫仅将此类言论登载于报。我时常外出，与你们交流，但人数不宜过多。在庐山会议上，我曾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希望你们今后能多读书。毛泽东指着刘兴元询问：“你会写文章吗？”刘兴元回答：“不会。”接着，他又问丁盛：“你呢？”丁盛坦诚道：“我是文盲，主席的书尚能理解，外国书籍则难以读懂。”毛泽东遂言：“那该如何是好？”他指出，作为书记，你们还需保持学习态度。他自己也每天都在学习，每天阅读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从而掌握了一定的国际知识。有些人过于繁忙，仅阅读了一份《参考消息》，这远远不够。你们若无暇顾及，可让秘书或秘书科长们代为阅读，并将所学知识传递给你们。

关于林彪集团的问题，毛泽东表示，目前不宜急于作出结论，结论应由中央来定。在1971年4月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所有人都出席了，周恩来总理也进行了总结发言，五位大将进行了自我批评，李雪峰和郑维山两位大将也提交了检讨书，大家都认为问题已得到解决并进行了总结。但实际上，庐山事件尚未彻底结束，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谈及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指出，这次庐山的斗争与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已完成结论，而此次保护了林副主席，未对其个人问题做出结论，他自然需要承担部分责任。他认为，那些人可能无意中帮了林副主席的忙，而他们并未与他沟通。毛泽东询问是否有人与他沟通过，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他这次也是想向大家透露一下情况。他建议，大家应该把心中的想法说出来，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样会感到舒畅。比如汪东兴，他在1300人的会议上多次进行检查，但他并未因此倒台。只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就不会有问题。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毛泽东看向刘兴元，称赞他为人直爽，说话不拐弯抹角。刘兴元承认自己有急躁粗暴的缺点。毛泽东也表示自己也有急躁的问题，需要改正。他还对丁盛和刘兴元说，你们与黄永胜关系密切，黄永胜倒台了，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

似乎得益于毛泽东的“预防措施”，林彪旧部如丁盛、刘兴元等“地方势力”均闭口不言。年逾七旬的毛泽东虽不乘坐飞机，但各地诸侯纷纷派遣飞机接送。空军司令吴法宪仅知专机接送对象，却无法探知谈话内容。至于“北戴河”方面最关注的谈话内容，叶群、林立果焦虑万分，尽管他们深知谈话与林彪息息相关，却始终无法打探到确切信息，似乎知情者都在有意隐瞒。

8月26日，在毛泽东即将南巡武汉的前夕，林立果紧急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新野的记录显示：成果丰硕；然而，亦需正视不足之处，那些与当前形势不相适应的因素；斗争形式由明转暗；在相持与相对中，寻求和平友好的同时，暗中酝酿一场新的“战争”；切勿掉以轻心，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斗争的焦点从对外转向巩固内部阵地；“战争”的爆发往往出其不意，政治与军事斗争亦然；在思想、组织和行动上，必须加强“战备”。这份记录清晰地反映出，他们对毛泽东南巡的具体内容尚缺乏了解。

单凭这一点，林立果宣称他在毛泽东身边有“特务”，实属无稽之谈。

若刘丰于8月16日公开信息，丁盛与刘兴元于8月28日亦然，那么“九一三”事件将不再以原定日期发生，必然提前爆发。然而，遗憾的是，从8月16日至9月6日，毛泽东的讲话内容因他自己的命令而被严格封锁，权力并未得以施展，北戴河的局面保持不变，既无“蛇”动，亦无“虎”跃。如此情形岂可长此以往？必须有人站出来“立功”。务必让北戴河有所察觉。广州军区作为四野南下的最后一道防线，林彪身为四野司令员，威望极高，其旧部中不可能全部对林彪保持沉默。毛泽东派遣汪东兴通知丁盛和刘兴元，要求他们向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传达毛泽东南巡时的讲话要点。

七、"北戴河"得知。

一方面向林彪传递了信息，另一方面可识别“死党”，同时亦对广州军区绝大多数干部进行了“警示”，防止他们追随林彪。据汪东兴回忆，主席曾向我提及，我提出了一些意见，（广州）他们据此向师级以上干部传达，虽有2000多人之众（实无如此多），林彪也因此不敢亲自前往。九一三事件两个月后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在南巡途中一路都在讲话，反复强调了一些内容，其中广州受影响较深，目前状况有所改善，其次是武汉。

9月5日，丁盛与刘兴元自长沙返抵广州。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召开了一场涉及2000余名师级以上干部的广州军区大会。由刘兴元负责“通报”，传播毛泽东讲话的核心内容，此举在南巡的省份中实属罕见。即便是在遥远的广州，也仅有少数人知晓高层间的分歧，即便是在庐山参加会议的大部分中央委员，也有不少人被蒙在鼓里。广州军区的传达会议持续了一整天，直至深夜仍未结束。会议严格规定了三条纪律：禁止记录、禁止传达、禁止向北京上报传达内容。毛泽东的南巡讲话直接指向林彪，内容已传达至广州军区师级干部，却禁止向北京传递，也不让“林副主席”本人得知，似乎意在完全封锁其讲话。这是否意味着真不想让林彪知道？答案是否定的。毛泽东实际上是希望林彪知道，因为他深知，林彪若不知情，便不会有所动作，从而无法抓住其把柄。毛泽东沿途对林彪的批评显然别有用心，意在将信息传递给“北戴河”，让他们尝到苦果，激起他们的激烈反应。他的讲话字句间蕴含着警告，意在试探“北戴河”的反应，若他们得知，必会激起强烈不满，绝不可能轻易就范。

这究竟是一种战术还是策略？无论如何，毛泽东坚信，广州军区众多师级以上干部中，难道真无人敢于“胆大妄为”？他决心探究一番，究竟谁是林彪的亲信？尽管多次下令禁止向北京泄露消息，但泄露消息的人必然与林彪有所勾结。

果不其然，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不幸陷入了毛泽东设下的陷阱。会议规定不得记录，他却暗中将要点记在香烟壳上，匆匆结束会议后，顾不上享用晚餐，便立刻拨通了周宇驰的电话。他约定在传达完内容后再进行通话。当晚23时35分，于新野来电，与顾同舟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主要内容包括十次路线斗争、三项基本原则、三条方针。他强调，干部应多读书并强化路线斗争教育，不应让妻子担任秘书，避免吹捧行为，尤其是对青年人，更要杜绝此类行为。此外，他强调军队要加强军事训练，防止骄傲情绪，并提及了其他一些问题。原计划于9月6日前往广西桂林的周宇驰，临时更改行程，当天一早便致电林立果报告。下午15时，他乘坐直升机，携带着15页的电话记录，与于新野一同抵达北戴河。

9月6日晚，周宇驰致电顾同舟，提及前晚新野的记录我们已经共同审阅，林（立果）副部长也已过目，对此我们深表感激，你在紧急关头立下了大功（实则不知已落入陷阱）。林（立果）副部长要求你重新整理一份书面材料，并派人送往北京。顾同舟并非直接听取，而是通过转述得知。林立果听到的内容经过多次转述，难免有所偏差，因此有必要获取最原始的资料。顾同舟加班加点整理出一份长达50页的文档，并于9月9日下午，由妻子张亚青乘坐34师的飞机将材料送往北京。他还附上了一封信，指出在传达过程中，除了主席提及副主席（林彪）外，主持会议的丁盛和传达的刘兴元均未提及林彪。在那个关键时刻，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密不可分，为何会出现分裂？顾同舟表示，他推测主席的指示远不止传达的那些内容。

的确，在涉及林彪的相关内容上，刘兴元并未予以传达。

恰逢其时，林立果于9月5日晚间获知了相关讯息，而叶群则是在9月6日晚间，通过另一途径掌握了这则情报。

9月6日，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委李作鹏陪同朝鲜人民军代表团抵达武汉。刘丰亲自前往车站迎接，此次终于得以打破沉默。李作鹏在交谈中探听到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随即联想到三点：首先，庐山会议的议题似乎尚未完全落幕；其次，当前的政治“纲”比庐山会议时期更为严苛；再者，矛头似乎有所指向林彪。这是因为毛泽东曾言，他不同意让自己的妻子担任办公室主任，而林彪的妻子恰好担任此职。

李作鹏感到极度震惊。他的第一反应是事情不是已经平息了吗，怎么又重新被提及，而且这次的问题更加严重。在毛泽东南巡之前，对黄、吴、叶、李、邱五人的检讨都给予了批示，其中吴法宪之外，其他几位高级将领都已顺利过关。毛泽东曾对邱会作提问：“你的检讨是你自己写的吗？”邱会作回答说是。毛泽东接着说：“我离世后，你就能担任国家主席了。”从他的语气中，听不出任何讽刺，反而透露出一种赞许。在北京，毛泽东也亲自告诉黄、吴、李、邱四人：“你们的检讨到此为止。”这番话让五人皆大欢喜，他们特意到京西宾馆庆祝，享用了一顿美餐。此后，除了吴法宪和叶群仍感压力外，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都松了一口气，误以为自己的检讨已经得到了认可。

为何毛泽东南巡时语气如此严肃？李作鹏在武汉紧张不安地返回北京，当天下午与朝鲜军事代表团举行了最后的座谈会。送别客人后，黄、吴、李、邱四人未离开，静候一小时后的告别宴会。李作鹏将黄永胜拉至一旁，低声耳语。吴法宪好奇地靠近，询问他们小声商量什么。李作鹏提及了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在这半年中，吴法宪因在庐山上“勇往直前”而遭遇困境，生活愈发艰难，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他焦急万分，迫切想知道毛泽东南巡时的讲话内容。他请求李作鹏分享详情。叶群安慰他，无需误解，也不要再打探，事情并无大碍。

9月6日傍晚时分，黄永胜的电话突至，而叶群当时正与林立果进行着私密交谈，未能及时接听。黄永胜焦急万分，在短短27分钟内连续三次拨打，最终提及有要事相商，叶群方才接通电话，通话时长竟达58分钟。当晚21时至23时，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三人密谈良久。紧接着，叶群又与林彪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私密会面。

1971年9月17日，顾同舟被隔离审查，1980年7月被逮捕，1982年3月，军事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罪行只有一条通敌罪。把毛泽东南巡的内容泄露给了“北戴河”，促使他们提早下决心谋杀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李作鹏没事，他向黄永胜汇报，“理直气壮”。黄永胜是总长，是上级，李作鹏是副总长，当然应该通个气，他要求黄永胜不要告诉“北戴河”。但黄永胜回到西山，就捅给了叶群。所以黄永胜的罪名有一条和顾同舟一样。

9月6日，顾同舟和黄永胜分别向“北戴河”传递了重要“情报”。随即，局势风起云涌，“蛇”与“虎”均开始活跃。与此同时，毛泽东正身处杭州，接下来的六日，每分每秒都充满惊心动魄的气息。凭借其丰厚的军事与政治斗争经验，面对林立果这个小辈和叶群的妇人之争，毛泽东宛如老练的雄鹰捕食稚嫩的雏鸡。

八、许韩赴南昌

在湖南长沙期间，毛泽东便指令汪东兴先行通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前来南昌。8月31日17时，汪东兴首先向许世友、韩先楚转达了毛泽东在湖北、湖南的谈话要点。至21时，毛泽东抵达南昌，鉴于火车已停稳，许世友亦刚抵达不久，他提议便在火车上直接进行谈话。22时过后，毛泽东与程世清、许世友、韩先楚等人展开了首次会谈。

毛泽东直面话题，阐述了党的历史，指出十次路线斗争都试图分裂党，但最终并未成功。他向许世友指出，在长征途中，张国焘试图分裂党，设立了伪中央，这一点许世友是知道的。许世友立即澄清，伪中央中没有他，只有陈昌浩等人。毛泽东挥手示意，并未将许世友归入张国焘集团。随后，他们讨论了陈独秀的分裂行径，以及去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对许世友说，许世友同志，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似乎有些紧张，有什么问题吗？许世友回应说，我与上海的张春桥关系不错，文革期间，张春桥一直支持我，为我辩护，甚至在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遮挡。毛泽东表示，这样做是不对的，应当让人们看到，这并无大碍。许世友补充道，我与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王洪文的关系也很融洽。

当然，连坐在一边的汪东兴都听出来了，许世友说的并不是心里话，他恨死了张春桥。但在那种时候，他不这样说又怎样说呢?毛泽东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汪东兴注意到，许世友听到“刀下留人”，非常紧张。许世友连忙说，哎哟，我和浙江南萍(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浙江问题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1969年1月8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1月4日周恩来与许世友商定先解决浙江问题)，包括许世友在内的南京军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浙江省军区等10位领导干部参加(名单由许世友拟定，并由周恩来报毛泽东批准)。毛泽东要双方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如今两年多过去了，浙江的武斗仍没有停止。毛泽东问许世友，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有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毛泽东回身与韩先楚交谈数语，观察到韩先楚显得心情舒畅。毛泽东提出疑问：创立并领导人民解放军的人，难道不能同时具备指挥才能吗？将创造与指挥视为两个独立角色，这恐怕不妥。创造者与领导者并非仅限于个别，毛泽东自言非独他一人，林彪亦非唯一，党内众多同志都曾领导过兵变与军队。提及朱德、周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等人，他们共同发起了南昌起义，难道他们便无指挥能力？至于张国焘，在长征途中试图政变，他同样是创造者与指挥者。然而，若指挥军队分裂，以军队为筹码谋求私利，则不可取。毛泽东对许世友强调，你们曾是张国焘部队的一员，应当吸取这一教训。

“不，他们并没有反对我。”毛泽东说：“你这里似乎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可是非常重要的。我打算再找一个政委来协助你。”谈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到了午夜，毛泽东让汪东兴组织许世友等人进行座谈。

许世友与韩先楚同是好猎手，两位挚友难得相聚，许世友尤为敬佩韩先楚的胆识，曾言韩先楚的勇气胜过鸡蛋。9月1日的午后，座谈会圆满结束后，他们便兴高采烈地投身于狩猎的乐趣之中。

高龄的毛泽东身患疾病，连续多日的劳顿与交谈使得他的感冒症状加剧，体温于下午升至38度以上，晚间不得不卧床休养。9月2日一早8点，毛泽东起床后表示我们要启程了，却面临如何安排的问题。汪东兴询问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回应称还是应当会面。汪东兴随即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等人，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们。汪东兴焦急万分，担心情况不妙。经过半小时的寻找，终于发现他们并未走远，立即派人将他们带回。

本次会面持续时间较短，仅为40分钟。毛泽东表示，他即将离开，由汪东兴向大家转达他在旅途中的谈话内容，大家也进行了交流。昨日座谈会情况如何？是否有新的观点提出？韩先楚毫无顾虑地率先发言，称自己在会上表示，要听从毛主席的教导，九届二中全会时我们集体犯了错误，我们愿意进行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提及庐山会议，许世友也表现出坚定立场。在庐山时，毛泽东曾触摸许世友的手，称其手凉脚凉，让他回去做工作，自己不适合担任国家主席。许世友随即积极行动，试图让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但这一行为违背了毛主席的意愿，也不利于党的事业，因此是错误的。许世友向毛主席请示，是否在浙江解决与南萍的矛盾。毛泽东表示，不讨论这个问题，到浙江后也不再提及。许世友询问自己是否可以返回南京，毛泽东回应他下午也将离开南京。

8月31日21时，毛泽东抵达南昌之际，程世清向汪东兴传达了周宇驰带来的消息：一辆水陆两用汽车已运至，南昌方面正着手仿制；第二次，该汽车已被飞机运走。经总政保卫部的侦查及汪东兴的核实，此事实确实存在。然而，汪东兴表示，对于程世清所陈述的具体内容，他并不了解，并指示程世清直接向毛主席汇报。9月1日和2日，程世清先后两次向毛泽东作了单独汇报。

一、8月24日午夜，正值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来电要求我汇报华东组的讨论进展，并带我前往叶群处。我将叶群提出的问题向毛主席进行了汇报。同时，我指出，“四大将”可能被叶群掌握了某些把柄，若能先解决“四大将”的问题，叶群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二、7月，周宇驰曾两次抵达南昌，并带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要求江西仿制。7月底，他行踪神秘、鬼鬼祟祟，将改装后的水陆汽车迅速通过飞机运走，我怀疑他们意图逃跑；三、林豆豆多次来江西，她向程世清表示，希望他在见到主席时也提及此事，叶群诸多行为，包括参加政治局会议，均未向首长（林彪）汇报，林立果亦不清楚其在下方的行动。从林豆豆的言谈中，不难看出她与家人之间存在矛盾；四、早在延安党校时期，便有传言称叶群是特务。同时，也有人怀疑林彪的病情是叶群所致。多年来，林彪脱离实际，形而上学思想泛滥，如在部队推行“四好”、“五好”活动，导致矛盾频发，团结破裂，事故频仍，副作用显著。毛泽东指示我撰写一份调查报告，并表示这些问题至关重要，今后只能向总理报告，其他人不得谈论。

九、杭州，毛泽东察觉“北京”变动。

或许毛泽东的警觉并不仅限于这些现象？据陪同毛泽东南巡的同志回忆，毛泽东在此次南巡期间未曾向身边的人透露过自己的想法，事后也未对他人提及。然而，从他的行动中可以感知到，当南巡抵达南昌时，毛泽东显得尤为急切。特别是在从南昌转至杭州之后，他的行踪变得神秘莫测。汪东兴提到，主席向来是随意出行。但此次突然调整行程，其行为显得异常，与之前的常规做法不符。毛泽东在南巡期间的行事风格发生了改变，不再像在武汉、长沙、南昌那样，与当地负责人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其行为变得格外警觉，且对陈励耘（空5军政委）的态度也显得明显的不满。

陈励耘，四川成都人士，1919年诞生。1938年2月，他抵达延安，同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历任抗大九分校指导员、新四军一师山炮营政委，以及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等职。1951年，他被任命为空军某师副政委、政委。他口才了得，是当时为数不多且才华横溢的师政委之一。1964年，他晋升为军政委。在文革期间，他担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公安系统。据汪东兴所言，陈励耘掌握了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负责指挥毛主席在杭州的住所警卫工作。

“你又是来干嘛的？”陈励耘回应说自己是负责警卫工作的，然后迅速回避。

9月8日一早，于新野自北京抵达上海，机场偶遇召回北京的李伟信。简短寒暄后，于新野提到当前局势紧张，抵达上海后便先联系了王维国，并在下午前往杭州与陈励耘会面，探讨毛泽东在杭州的动态。王维国仅承认曾看过毛泽东南巡讲话的记录，与陈励耘立场一致，均否认于新野提及过暗杀计划。据观察，林立果的暗杀计划尚未启动，于新野不可能提前泄露。当天傍晚，于新野乘车前往杭州，晚上21点抵达医院与陈励耘会面，急切询问毛泽东在杭州的具体讲话内容。经过调查，陈励耘并未泄露任何信息。初入狱时，陈励耘承认参与谋杀，但后来翻供，称初衷是为了保护军中同志，他本人对谋杀一无所知，也从未想过要谋杀毛泽东。最终，陈励耘被“免予起诉”。

何事令毛泽东产生警觉？9月3日凌晨，专列抵达杭州，停靠在笕桥的专用轨道上。9月4日和5日，汪东兴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向南萍等人转述了毛泽东之前数次的谈话内容。此时，毛泽东与各地党政军干部的交流已不再含蓄，汪东兴回忆道，当时的形势异常紧张。至于毛主席究竟何时察觉林彪的阴谋，察觉程度如何，他没有向我透露全部的危机信息，老人家沉默不语，冷静地伺机行动。从9月4日至9日，毛泽东再次闭门不出，仿佛在耐心等候某个“直言”之人。不出所料，这次真的有了新动向。

9月6日，消息传来，“那一伙人”迅速掌握了毛泽东南巡的讲话内容，随即陷入了一场热烈的策划之中。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得到新的情报，有知情者暗示杭州在准备飞机。一些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也反映了一些反常情况。还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都是过去没有过的事情。

毛泽东静默中实施了一系列策略，坚决突破“束缚”。9月8日深夜，林立果携“手令”返回北京，于新野与陈励耘在医院密谋之际，毛泽东指示将专列从笕桥机场的专用轨道上挪移。汪东兴询问是转向金华还是上海？他建议改为绍兴，即驶向杭州至宁波的支线。绍兴至杭州仅需一个多小时车程，此乃缓兵之计，从战略角度考量，易于误导他人，毛泽东实则并未打算离开杭州。毛泽东同意了这个建议，认为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折返。

汪东兴迅速安排，拨通陈励耘的电话。秘书回应，陈政委目前不在，您有什么事可以告诉我吗？汪东兴回应，专列需迁移，此事需要你协助，你能否胜任？秘书自信地回答，可以的！汪东兴指示，尝试办理此事，但务必联系上陈政委。心中存疑的汪东兴暗自思忖，此刻陈励耘身在何方？他向张耀祠提议，鉴于天气炎热，在专列转移至新址后，为客车和餐车搭建遮阳棚。这些信息，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赞许道，这个方法不错。

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回想起林立果在京城热议杭州可能用轰炸机袭击专列的情况，毛泽东随后却下令搭建遮阳棚，这难道只是为了防晒？或许是出于对轰炸的担忧，意图将专列进行伪装。这一行动显然表明毛泽东对“那群人”的每一个动作都了如指掌。

汪东兴指出，毛主席当时尚未得知林彪的所谓“手令”，亦未察觉到林彪集团策划的武装政变。然而，凭借其长期积累的敏锐警觉和深厚斗争智慧，毛主席在思想和行动上已经做好了全面的预防措施。尽管如此，汪东兴亦承认，毛主席掌握的信息可能更为详尽。若毛主席连轰炸专列的消息都知情，那么他不可能对“手令”一无所知。因此，不能简单地断言毛主席对此一无所知。

9月9日凌晨，一列专列被转移至一条紧邻绍兴的支线上。

在9月10日的午餐后，毛泽东对汪东兴下达了紧急指令，要求立刻召回专列，并迅速出发，不得告知陈励耘等人。毛泽东似乎对陈励耘的某些行为有所察觉，对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汪东兴表示，不通知陈励耘恐怕不妥。毛泽东反问为何不通知，强调自己是特殊人物，来时已通知，离去时也应如此，毕竟旅途安全还需依赖地方支持。毛泽东提出不让陈励耘陪同上车，但汪东兴认为这样做会惊动对方，建议是否可以邀请南萍和陈励耘。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并提出还需邀请空5军的军长白宗善。当毛泽东和白宗善握手时，他询问白宗善为何没有前来，陈励耘急忙辩解称那天他值班。

毛泽东曾言，庐山之事虽有瑕疵，然无此会议，亦难至今日之局面。庐山之案，尚未了结，亦未全面梳理。单纯召开不足百人的会议不足以解决问题，军队应扩大至军长、政委参与，地方亦应有同等级别的人员加入。毛泽东进而提及了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与陈伯达之争议。他指出，庐山会议的核心议题有两个，一是国家主席之位，二是天才论问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出的三个口号，当时处于动荡时期，尚有必要。但九大之后，情况已变，应团结一致，追求更大胜利。那些口号我曾多次圈去，九大党章草案中的三个口号，我已划去。九大党章已然确定，为何不翻开查阅？最后，他又提到了军队的相关问题……

尽管言辞滔滔，毛泽东却未曾透露他即将离去的消息。汪东兴回忆道，当时我也察觉到了一些异常的现象。鉴于在杭州的停留已无继续的必要，我们决定转赴上海。我们的行动迅速而果断，令陈励耘、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

十、林立果念出声即“另立国”。

在毛泽东进行谈话期间，汪东兴正忙于安排专列事宜。专列于13时40分从绍兴启程，14时50分抵达杭州。在14时30分至15时40分，毛泽东与浙江省及军区领导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进行了约一个小时的交流。谈话结束后，16时，毛泽东的专列悄然离开杭州，并未事先告知任何人。然而，陈励耘在此刻抵达。据汪东兴透露，他并未允许陈励耘乘坐专列，只是与他简短握手。陈励耘询问列车启动后是否需要通知上海时，汪东兴实际上已先行通知了上海的王洪文。由于陈励耘在汪东兴的房间内，他悄悄进入毛泽东的房间，给王洪文拨通了电话。汪东兴并未透露自己已通知王洪文，而是指示陈励耘联系王洪文或王维国，告知他们车队已出发，并停在支线上。经汪东兴核实，陈励耘确实已将消息转达给了王洪文。

18时10分，专列开进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支线上。张耀祠介绍，毛泽东专列是三个列车，一个开道，一个后卫。中间的专列本身可以倒着开，一个车头，两节车厢。这次随毛泽东南巡的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多人，个个精选，除少数看家外，多数都随主席外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要是路短坐汽车，人就多一点，带路车前有吉普车，后卫还有大队部。主席外出都有一套方案，内卫是我们的，道路、山川是当地的。在哪一个省行走，由哪一个省负责，责任都在他头上。要把桥看好，容易出事的地方都要放警卫。张耀祠说，1970年庐山会议性质是什么，当时会上没做结论。毛泽东沿途打招呼，我们一直很紧张，对接近的人都警惕，江青也想拉拢我们，我没跟主席讲，跟总理和汪东兴讲过。以后江青告状，说8341部队不可靠，是林彪的人。毛泽东说，怎么是林彪的人?林彪一个也没带走?如果8341是林彪的人，他干吗还要成立大小舰队?

专列抵达上海后，汪东兴即刻将当地警卫力量悉数调至外围，并在专列主车四周部署了中央警卫团的精锐部队，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他指出，虹桥机场的油库距离专列不足150米，一旦油库发生火灾，我们的专列将无法逃脱。因此，他特地派遣了两名哨兵对该油库进行严密守卫。汪东兴似乎已预知“那一伙人”意图炸毁油库，故而提前做好了周密的防范措施。

毛泽东在9月8日显得非常紧张。

林立果于9月8日晚急速返回北京后，为何毛泽东在同一夜也采取了行动？林立果密谋对杭州的专列进行轰炸及上海的油库引燃，毛泽东迅速下令将专列转移至绍兴，并对其进行防空伪装，随后突然离开杭州。抵达上海后，他选择住在专列上，随时准备出发，并严格监控油库。显然，林立果不仅知晓轰炸专列的计划，还知晓点燃油库的意图。他原本计划南飞广州，并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企图另立中央。然而，毛泽东却指示广州军区也召开同样的会议，传达他的南巡讲话。这一切是否暗示毛泽东心中早有打算？当专列突然从上海离开，提前十几天返回北京，林立果的“上策”便不攻自破，他们匆忙转向“中策”。林立果请求乘坐三叉戟飞机，前往北戴河，同时北京调动飞机群，准备于9月13日清晨飞往广州。但当晚，第二套计划再次失败，不得不转而执行第三套方案，飞往苏联，最终以机毁人亡告终。

每一步似乎都如此恰巧，难道背后有人在暗中传递消息吗？

毛泽东似乎早已对林彪产生了疑虑。林立果这个名字念出来，不就是暗含“另立国”之意吗？毛泽东向来对名字十分关注，喜欢给人改名，他不可能忽视这个“另立国”的含义。

1966年，林彪发表的“518”讲话中，他深入探讨了“政变之道”，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安。

1969年10月17日，林立果被授予空军司办副主任和作战部副部长的职务。正值发布“首个命令”的关键时刻，林立果在空军内部发起了一项技术革新的提案，并将文件专程送往苏州，附上了林彪的批语“请主席审阅”，但至今未得到回复。这或许与叶群的策略有关。毛泽东对“首个命令”已有疑虑，如今又收到儿子的所谓“成就”，这不正暴露出意图“篡党夺权”的迹象吗？

1970年四月，林立果指派贺德全——空军情报部部长——从情报部及部队中挑选人员，组建了一支名为“革新装备技术”的小组。同年七月，林立果下令成立一所研究所，并在其下设立了一个小组，王永奎——情报部技术侦察处副处长——被选中加入。王永奎，一介大学生，精通技术，曾为林立果修理汽车、录像机。许秀绪——雷达兵部技术勤务处副处长——同样才干出众，技术精湛，黄永胜、吴法宪时常唤他修理电器。林立果的贵重电器，如电视机、录音机和录像机等，均由他负责保管。在林立果手中，拥有十几架进口的高级照相机，包括用于美国阿波罗登月任务的同型号相机、具备变焦功能的镜头、体积小巧、可佩戴在手中的台西婀牌微型照相机、瑞典的哈沙背相机、日本的尼康小型相机、勃朗尼卡反光相机、雅西卡电子快门相机以及西德的莱兹反光相机等，其中不乏多台。电视机的数量达到五部，其中彩色电视机三部，黑白电视机两部。磁带录像机四部，立体声扩音机十余部，此外还有电热水器、电子防盗器、电动牙刷、电动刮胡刀等各式电器。

在处理众多电器使用与维修任务之余，自8月起，林立果陆续向王永奎下达了十余项技术指令。其中包括开发超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该设备具备直接文字显示功能，无需报务员或翻译参与，有效防止了信息泄露。这项技术成果深得林立果青睐，并被纳入“571工程”的01工程。此外，他还要求研制电话保密机，林立果从日本引进了一种名为“蜘蛛”的电话窃听器，仅需靠近电话线即可窃听通话内容。他将“蜘蛛”置于叶群床下，窃取了大量叶群的个人隐私。电话设备中还增设了增音器、录音设备、扩音器和自动拨号、自动问答等功能。他还研制了废纸处理机，即便焚烧，通过照相技术仍能识别内容。此外，他还部署了汽车晶体管点火装置、汽车防撞雷达装置以及汽车自动喇叭等，这些均源自于国外杂志的灵感。在1970年7、8月期间，林立果提议订阅国外技术情报资料，订阅了20余种，包括香港的《星岛日报》和《华侨日报》等，并于9月调来陈伦负责专门翻译工作。

在吴法宪的批准下，空军司令部办公室设立了调查研究小组，即联合舰队，成员包括周宇驰、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兼司办主任）、刘沛丰、刘世英（空军司办副主任）。上海空四军成立了教导队，队员们全天在新生马一村进行捕俘、格斗训练，以及操作各种轻重武器和驾驶车辆的特种训练。广州民航局则组建了“战斗小分队”，并制定了联络暗号、密语、誓词以及队歌。以北京为中心，上海、广州、杭州、北戴河等地设立了数十处“秘密据点”。他们配备了大量的通信装备和器材，建立了几十对专线，构建了秘密通信网络。此外，他们在中央的某些关键部门安插了亲信，执行“站岗放哨”的任务，进行窃听、暗中监视等活动，收集情报。他们竭尽全力探听毛泽东的行动路线，并大量搜集地方和军区负责人的动态情报。随后，在北京、广州等秘密据点中，他们查获了大量手抄情报。

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的“接班人”地位遭遇了波动。林立果离开庐山，许久未在毛家湾现身，径直南下。依照毛家湾的传统，每逢佳节，工作人员都会提醒叶群，将远在他乡的子女召回北京。然而，随着1970年国庆节的临近，叶群却特地吩咐，称老虎已南下进行调研，无需打扰。

十一、毛泽东须警惕

1971年2月12日，林立果抵达苏州，随后于下旬启程前往上海，继而又抵达杭州。3月18日，林立果携同于新野自杭州转赴上海。入夜，林立果对新野与李伟信坦言，鉴于当前的局势，有必要草拟一个政变计划，并即刻从北京召回周宇驰共商大计。此外，他还提及，之前在杭州的研究成果已向“子爵号”（叶群）汇报，她指示在上海务必保持警惕，确保安全。

3月24日，《571工程纪要》发布。

在中央举办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立果每日召集会议，深入探讨应对策略。他预判会议可能面临三种情形：普遍性讨论，问题不大；军委办事组被整；甚至可能波及首长（林彪）。我们内心期盼第一种情形的发生，但同时也做好了应对第三种情形的准备。据他所说，首长和主任亦赞同此观点。于新野的工作日记（在直升机上缴获）中记录，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人在4月23日晚召开会议，对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依据斗争态势，决定加快并提前准备工作。4月26日，于新野抵达上海，对“上海小组”强调务必严格保密，强调失密将影响全局，牵动整个斗争格局，并将保密程度视为对林立果态度的真实反映。

继此之后，林立果一伙的行动节奏显著提速。5月23日，在吴法宪的安排下，周宇驰着手学习驾驶直升机。至7月，他以直升机训练为掩护，陆续抵达南昌、庐山、广州、郑州等地。在北戴河秘密设立了一座直升机机场，期间自8月至9月初，周宇驰多次乘坐“云雀”直升机，从北京直飞北戴河。

七月下旬，林立果与刘沛丰率先乘坐专机抵达北戴河。随后，他们带领于新野、李伟信、程洪珍等同仁，前往广东深圳及尖沙咀等地，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并对九龙地区的地形进行了细致观察。此外，他们还擅自越过了既定航线，对香港及其周边地形进行了航空测绘。周宇驰收集了华东、中南数省的一、二、三级机场资料。林立果表示，若遇紧急情况，可借助香港遥控指挥首长。

7月30日，林立果等一行人抵达北京，次日夜间，即8月1日的零点至凌晨两点，他们于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林立果对过去一年的工作进行了一番总结。周宇驰则着重强调，必须注重保密，切勿泄露任何信息，以防止成为叛徒，并做好可能面临流血牺牲的准备。

8月5日，新野方面派遣专人前往北戴河，特地送去了林立果所需的一套电话设备，包括电话机、增音器以及保密通讯设备。

8月8日，程洪珍与王琢——空司管理处副处长兼汽车队长——乘坐安-12运输机，将两辆具备水陆两用功能的汽车运送至北戴河。此举是为了满足林立果在北戴河海域进行驾驶训练的需求。

林立果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屡次重申严防内奸与叛徒的出现。1970年11月，林立果曾明确指出，当前并非决战之时，应采取隐蔽策略，蓄积力量。在“上海小组”的学习记录中，亦能窥见其退守的意图。鉴于敌强我弱，他强调需巩固基础，积聚力量，避免盲目硬碰硬，摒弃“碉堡战术”。他要求退却行动必须高度有序，力求损失降到最低，坚决抵制鲁莽行事、一意孤行、胡乱闯荡、哗众取宠、冒险蛮干等行为。林立果强调组织纪律的重要性，坚守组织原则，防止给敌人可乘之机。12月1日，林立果着手整顿空军机关的“骨干队伍”，坚决不让“特务”渗透到他的核心圈子。然而，从1971年3月至9月初，林立果及其同伙的一举一动，均通过各种途径被汇集到毛泽东面前，这恐怕是林立果始料未及的。

如今观察，自林家子女分别加入空军，一者从文，一者从武，执掌空军要职后，毛泽东对空军显得尤为关注。舞会上的舞伴出自空政文工团，但实质性的利益并非依赖她们。那么，究竟是谁？为何至今仍无人揭露？林立果的活动圈子极窄，且极为保密，外界难以介入。周宇驰与于新野定非其人，他们选择自杀，显见其忠诚。林立果信赖的得力助手为周宇驰与刘沛丰，后者亦随他葬身蒙古荒野。传言程某某与此事有关，直接与汪东兴联系。他如何传递信息？当时通讯尚不发达，电台稀少，长途电话需经总机转接，他岂敢冒险？写信又太慢。然而，这位掌握林立果秘密的“特务”或许能通过“组织”途径。

通过观察毛泽东南巡的轨迹，不难发现，若非有“特务”的协助，他又怎会如此深刻地了解林立果等人的动向？毛泽东深知“知己知彼”的重要性，这是他历经沙场所总结的经验。在战争年代，我党的地下工作曾深入国民党高层，甚至在蒋介石身边也有我党的“特务”，如胡宗南、傅作义等国民党高级官员身边就有不止一个，有的甚至潜伏了数十年。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虽不可小觑，但林彪不仅手握军权，还将子女安插于空军，这无疑让毛泽东提高了警惕。林彪、叶群、林立果乃至林豆豆周围，都可能存在“卧底”。当时，毛泽东在民众心中如同神明，在毛林关系上，除了坚定的支持者，大多数人都会站在毛泽东这边。

9月10日午时，杭州发车的专列启程前，汪东兴致电王洪文，催促其尽快通知许世友前来上海，以便进行会面。专列抵达上海后，汪东兴亲自下车迎接，却仅遇见了王洪文，许世友并未现身。汪东兴引领王洪文进入车厢，毛泽东询问为何许世友未至，王洪文回应称已致电南京，对方称许可能下乡，正努力联系中。毛泽东与王洪文简短交谈后，表示待许世友到来后再一同讨论。

王洪文匆匆下车，随即拨通了电话，急切地请求与许世友见面。

9月11日凌晨2点，许世友身处扬州，却连具体位置都不得而知。秘书焦急万分，遂向扬州市委求援，终于得以通知。行程耗时约七八小时，许世友不敢有丝毫拖延，于9月11日9时15分抵达南京，一进门便急切询问飞机是否已到。秘书回复称是值班飞机，许世友随即表示不满，指出自己已经聆听了毛主席8月31日的讲话，为何还要使用值班飞机？秘书辩称并无专机。许世友亲自核实，确实没有专机安排。上午10点，他乘坐值班飞机紧急前往上海。

毛泽东居于专列之中，此刻气氛似乎尤为紧迫，他立即与他们展开了对话，简短交谈了一个多小时。

汪东兴分析，一是毛泽东等得太久，二是毛泽东在南昌已经谈过了。所以，汪东兴只是简单做了记录。毛泽东问，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许世友说，我去看农场，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实际上打猎去了)。毛泽东问，去那么远了呀?许世友说，坐吉普车去的。毛泽东批评说，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许世友说，真对不起，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天的，然后才能到我这里。我昨天夜里12时多才回到南京(其实第二天上午9时多才到)，先休息了一下，就没打电话到上海。接着许世友大概是为了打消毛泽东的疑心，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毛泽东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许世友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我带着那些造反派游过苏北。毛泽东问，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许世友说，我把两派都带上了。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许世友说，不会，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毛泽东说，那好。

十二、专列悄然离沪

王洪文对许世友表示不满，抱怨主席已经等候了他长达15个小时。毛泽东随即打断，表示无需如此焦虑，并提议大家休息片刻，回归正题。他询问庐山会议的讨论进展，是否在思想层面上解决了问题。毛泽东进一步询问问题如何解决，能否解决。他认为犯错误并非不可容忍，有些问题可能只是认识上的偏差。对于那些尚未认清的问题，毛泽东建议耐心等待，逐步认识并记录下来，以便修正错误。许世友回应称，将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处理庐山会议的事宜。毛泽东询问具体指示是什么，许世友回答说是《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表示那份文件是后来写的，是在他们犯了错误之后，他思考了五天才完成的。毛泽东追问庐山会议的确切时间，许世友回答是24、25、26日三天。许世友坚定地表示，他拥护那份指示，并已照此行事。毛泽东质疑许世友是否真正学习了那份指示，并要求他解释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区别。许世友笑着回应。毛泽东接着问许世友是否执行了他的指示，要求大家学习。然而，许世友并未继续发言，王洪文则开始向上级汇报情况。

毛泽东再次触及林彪问题的核心所在，继而深入阐述了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经过。

毛泽东似乎心神不宁，至十一点多时，他表示今日不再留众人共餐。他吩咐王洪文邀请许世友至锦江饭店畅饮，并要求众人一同前往。许世友邀请汪东兴同行，但汪东兴婉拒。王维国在休息室等候，王洪文将他引入车内，并在车门处与毛泽东简短握手。毛泽东对王维国的态度冷淡，未交谈一言。众人送别后，毛泽东立刻询问汪东兴：“他们都走了吗？我们出发吧！”汪东兴询问是否需要通知他们，毛泽东坚决回答：“不必通知，一个也不通知！”随即，前卫车迅速出动，于下午一点十二分，专列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上海。

王洪文设宴款待，提议邀请王维国，许世友未表异议，王维国便随行而至。许世友连声抱怨饥饿，众人等待许久，直至12时30分才开饭。饭桌气氛略显压抑，往日七八瓶茅台尚不足尽兴，今日竟一瓶未饮尽。正当用餐之际，王洪文接到机场安保人员的来电，告知专列已离站。许世友惊讶道：“怎么就走了？”王洪文回应：“那我们就继续用餐吧。”然而，许世友已无胃口，遂草草结束了聚餐。

临近下午三点，世友乘坐飞机匆匆返回南京。李文卿，世友的秘书，推测世友急于返回南京，或许是为了再见毛泽东，或许还有其他未言之事。专列于18时35分抵达南京，停靠了约15分钟。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表示不见任何人，他需要休息。汪东兴下车与世友会面，告知毛主席前一晚未曾入睡，此刻正在休息。由于在上海的谈话中，毛泽东曾批评世友只关注“黑”（煤炭）而忽视“红”（政治），世友便将携带的材料（一份关于“红”的报告，一份读书心得）交付给汪东兴，请他转呈毛泽东，以证明自己并未放松对“红”的重视。

“就这样吧，庐山上首位发言者携家带口已逃逸。你们须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自此刻起，即刻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恐许世友未能立即理解，周恩来又补充道：“老病号”已逃。许世友立刻领会其意，仿佛早已预料（韩先楚却一时未能明白周恩来所指的“老病号”究竟是谁，周恩来又解释道：“就是那位继张国焘之后的第二人。”韩先楚仍感困惑）。许世友随即遵照军委命令，布置一级战备，派遣陆军封锁战区内所有飞机、舰艇。虽然一人无法开走舰艇，但若驾驶飞机升空，一旦冲上跑道便难以阻止，许世友下令将卡车开上跑道。

《571工程纪要》的初稿（未发现正式定稿）于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二十余日递交。

林立果及其同伙屡次造访空军学院的所谓“隐秘据点”，来去自如，事先毫无预兆。他们有时会在那里逗留六七天，有时甚至长达十多日。通常，他们于上午十点左右抵达，至晚上十时方才离去。仅有负责餐饮及卫生清洁的接待小组得以入内，但对于其中的活动，保密程度极高。毕竟，为副统帅之子提供服务，自是份属神圣且荣耀的任务。他们不仅亲自监厨准备膳食，更是亲自送至楼中。待众人离去，楼内空无一人，这才得以进行清洁工作。到了八月底，这伙人再度光临，人数比以往增多，且新增三名未曾谋面的女兵。他们不仅在白日造访，夜间亦留宿于此，整个场所显得异常紧张忙碌。车辆往来愈发频繁。此外，接待小组甚至不得进入楼内，送餐送报均需提前电话告知，将食物和报纸送到楼外门口，再由几位女兵亲自带入。

12日午后，老王料理完午餐，便无人再向他索要送餐，亦无通知传达。老王并未感到有何不寻常，这类神秘人物来去自如，并非首次。13日傍晚，老王将当日报纸以石块固定于门阶。至14日晚上7点30分，老王再次送报时，发现前日的报纸依旧安放在原处。楼内昏暗，楼门半掩。他检查了车库，发现车库并未上锁。轻推车库门，却发现原本停放的救护车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三辆小型车辆。他心想，若有人突然闯入，该如何是好？若将门锁上，这些人不知何时会返回，届时他恐怕无法进入。老王在将军楼周围徘徊，反复思考，最终决定保守秘密为上策，遂锁好车库门，前往办公室。晚上10点从办公室回家，再次环顾将军楼，依旧寂静无声。15日白天，老王外出办事，晚上7点30分再次送报，情形依旧。这些人至少两天未曾露面，难道是转移了地点？

老王权衡后，决定进内探查。

推开房门，一股异味扑鼻而来。老王点亮了灯，室内一片狼藉，食品架上搁着的9月12日午餐几乎未动，鱼肉上已经长满了长长的霉毛，整个房间的恶臭正是由此蔓延开来。门口堆放着几只装满水果和糖果的纸箱，显然是准备运走。餐桌上散落着笔记本、报纸和汽水瓶，旁边一个敞开的大书包似乎意图将桌上的物品打包带走，却未能完成（看，布置得多巧妙）；炉灶上堆积着灰烬，旁边散落着几本未烧尽的空白笔记本。对面的楼栋里，纸灰更是触目，不仅厨房的炉灶周围堆满了，整面墙都熏黑了，其他房间地上也都是纸灰，其中还丢弃了三个未燃尽的避孕套……这一切让老王确信，这些人匆忙离去，似乎再也不打算回来。他立刻返回办公室，向另一位负责将军楼的工作人员汇报。负责人命令他迅速清理房间。老王找来两名帮手，正忙于整理时，负责将军楼的另外两位工作人员也到了。老王带领他们检查了一圈，餐桌上的书籍和笔记本引起了他们的特别注意。一本《英语》课本、一本《格瓦拉日记》、一个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以及一本红色拉链笔记本。三人围绕着餐桌，好奇地翻阅了拉链笔记本（因为只有它记录了一些文字），随后将其放回原位，他们感觉里面的内容是一些难以理解的条文。三人商议后决定，应该打个电话。首先联系于新野，但不在。接着找程洪珍，同样不在。怎么所有人都找不到？最后终于联系到刘世英，他冷漠地回应说，等他们回来再说吧。

十三、《571工程纪要》

那本印有文字的红色拉链笔记本，令他们心绪不宁，多次商议对策。9月16日晚上8点，他们下定决心再次进入藏匿之地，由老王在黑暗中（不敢开灯）取出几本笔记本，并对那本拉链笔记本粗略地翻阅了一番。9月17日，周恩来派人调查“秘密据点”的情况（为何九一三事件过去四五天后，才突然想起此事）。老王的心情愈发紧张，那个秘密取出的拉链笔记本，变成了他们的“心头大患”。三人之间，一会儿将笔记本交给这个人保管，一会儿又转交给另一个人，无论是放在办公室还是家中，都觉得不够“稳妥”。10月4日，老王担心笔记本会丢失，便将它锁在了自家的皮箱里。10月6日晚，李德生传达中央57号文件，他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拉链笔记本上记载的是林彪政变的计划，那些人已彻底无法回头。10月7日凌晨2点，老王将这个红色拉链笔记本交给了空军学院政委殷古风，并附上了一份材料。10月8日晚上7点30分，空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任安平、殷古风给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员曹里怀写了一封信，附上了一份关于王兰义收存和上缴叛国分子林立果笔记本的调查报告，以及王兰义本人的交代和揭发材料。10月9日，九一三事件发生后26天，这本笔记本连同老王所写的材料，被呈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指示，要妥善保护上交拉链本的人。

这正是《571工程纪要》的真迹！经过李伟信、程洪珍、刘世英的严格鉴定，并与新野的其他笔迹进行细致比对，最终确认为新野的亲笔原稿。文档中用铅笔标注了页码，从第1页至第24页，唯独第8页不翼而飞，推测可能是编页时出现了疏漏。负责九一三专案的纪登奎认为其中含有对毛主席的不敬之词，因此认为不宜公开发布。然而，毛泽东却明确指出，这份文件至关重要，必须予以下发。

《571工程纪要》的笔记本静置于桌面，其存在显得格外可疑。它本应被销毁，却意外留存。这究竟是疏忽还是有意为之？与于新野携带的其他文件相比，这本笔记本的重要性毫不逊色，却为何被遗漏？表面看似平常，实则让人困惑。尽管局势紧张，连空白纸张都已被妥善焚毁，但《571工程纪要》的笔记本却留在桌上，似乎在等待有人将其取走。在林立果北戴河之行前，他命令李伟信和王永奎整理物品。他们带走了空军学院和西郊机场“秘密据点”的设备与器材，并将文件、报刊、信件和资料等一并带走，无法带走的则予以销毁。9月12日傍晚，李伟信和王永奎将所有器材装箱，随后将信件和港刊等物品全部焚烧，甚至连李伟信也将几包避孕套投入火中，但因无法燃烧，又迅速扔进了下水道。整理完毕后，当晚22时多，李伟信驾驶嘎斯69前往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接弟弟李伟军和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璋。在车上，李伟信警告王大璋，若他遭遇不公，王大璋必须为他伸张正义，王大璋听后感到惊讶。晚上23时，抵达空军学院将军楼，王大璋在后门观望，只见屋内堆满了纸箱和几个手提箱。后门外还有一辆卡车，车上装满了箱子，其中还装载了大量桔子水。考虑到林立果有使用桔子水泡饭的习惯，王大璋推断这些桔子水是林立果的。

李伟信拨通了电话，指示王琢将那辆大型卡车驶往北郊二高专的7号楼，那处被称作“秘密据点”的地方。约莫过了二十分钟，李伟信又召唤王大璋一同上楼协助。二楼设有一间乒乓球室，室内床上挂着尼龙蚊帐，王大璋据此推测，这可能是林立果的居所。他们要求王大璋撬开壁柜一探究竟，然而壁柜中仅有一盒饼干。隔壁房间堆满了录音带，李伟信正在尝试退磁，他不确定能否彻底清除磁痕。他吩咐王大璋将地毯上的木屑清理至楼下。直至9月13日凌晨零点前后，李伟信与李伟军方才从楼上走下。李伟信对李伟军说道：“你和王大璋还需返回那个地点，等到明天早上接到我的电话，便直接前往机场。如果没有接到电话，你们便需自行设法返回上海。”

重返东交民巷，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李伟军一一接听。然而，翌日，李伟信的电话却音讯全无，二人便一同乘坐火车返回了上海。

这份文件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如此细致的计划怎能被忽略？此外，每一分每一秒都极其珍贵，李伟信为何特地前来迎接王大璋？更让人费解的是，他似乎并未让王大璋参与实际任务，反而让他扮演了一个类似证人的角色。

林立果抵达上海，随即投入了一系列活动，王维国特命李伟信全权负责接待事宜。不久，李伟信亦陪同林立果前往北京。林立果主持了六次“两谋”会议，而李伟信则每次均在门外静候。在林立果与周宇驰等人的私密会晤中，李伟信的身影无处不在。1971年3月24日，林立果、周宇驰与于新野在巨鹿路的空军招待所密谋“571”计划的诸多细节。即便李伟信因故数次短暂离场，他始终坚守在门外，未曾缺席。

李伟信供词，林立果开门见山地说，这件事与首长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目前从各地区的实力看，首长讲话还有一定作用。从全国范围看，首长的权力、势力目前占绝对优势，是一边倒的，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但是，这种优势有可能逐渐削减，张春桥、姚文元的“文人力量”正在发展。因为九大以后全国局势基本稳定，在和平时期，文人的力量势必要发展。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说，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向转化，这叫交叉发展规律。B-52（毛泽东）一贯这样，一会儿用这边力量，一会儿用那边力量，这样可以保持平衡。目前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由张春桥取代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们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如果和平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可能时间还会更短。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上班呢?B-52的身体还能支撑一段时间呢。即使五六年，其中的变化也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二是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目前情况看，首长被赶下台，被人抢班，一下子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林立果认为很难说，B-52威信高，他要谁倒还不是一句话，“首长”随时都有可能被赶下台。于新野说，这可能不那么容易，首长是他树起来的。林立果说，刘少奇还不是他树起来的?三是“提前抢班”，有两个办法，或是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的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或是直接谋害毛泽东。但毛泽东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他们商定，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最后又讨论了武装政变计划的名称。林立果说，我看就叫“571工程”（武装起义的谐音）。

李伟信回忆道，在这些对话中，他深刻感受到林立果对林彪可能被罢黜的担忧，因而他力主加快策划叛乱，以期提前篡位。其策略主要有二：一是铲除文人势力，确保林彪地位稳固，进而实现和平过渡；二是直接对毛主席进行陷害。周宇驰提出，若非得如此，也可采取策略，如将B-52软禁并谈判，或在其被暗杀后嫁祸他人，寻觅替罪羊。那时，只要首长掌权，对于事后的处理，首长便能发声。林立果及其同伙还密谋，在必要时调动部队，掌控上海，并串联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迫使中央作出回应。若有人出兵干涉，则保卫上海，形成对峙，再行谈判。最不利的情形是上山打游击，首选浙江方向。目前需着手两项工作：一是制定详细的计划，按照杭州商定的框架，由新野将其转化为具体条文；二是组建一支武装力量。林立果提出，以培训基层干部为名，组建一个大约100人的教导队，要求其精锐高效，配备充足的汽车和优质枪械，提升机动性，并在军事上加强学习。确定由“上海小组”负责“教导队”的组建和管理。

十四、周宇驰骗机

在9月12日傍晚，周宇驰与王飞等同仁告别后，悄悄离开了空军学院的秘密地点，前往西郊机场的一座工字型建筑，那里预定了他次日前往广州的航班。同时，他与已到达北戴河的林立果进行了联系。当晚大约11点，他得知周恩来已派遣杨德中封锁了机场的飞机，随即紧急与林立果取得联系。不久，叶群也接到了周恩来关于三叉戟的询问电话。综合各方信息，林立果与周宇驰在电话中讨论后，意识到事态严重。林立果着手讨论应对策略，而周宇驰则迅速驾车返回空军大院的家。因此，当胡萍第二次派人寻找他时，他并未在家。此前，周宇驰已告诉妻子王圣兰（空司门诊部的军医），第二天早上7点30分将在西郊机场乘坐飞机去广州。林立果指示我，要带着家人一起离开，王圣兰急忙整理行李，打包了个人物品和孩子的衣物，准备与他一同离开。正当她在整理行李时，周宇驰突然回家，紧接着林立果的电话也到了。王圣兰回忆道，周宇驰在家接电话时通常都会关上门，声音不会泄露出去，但那天由于天气炎热，窗户开着，一些对话声从窗外飘入。因此，她听到了周宇驰大声询问：“去哪里？去哪里？去北方？去北方啊！”

在北戴河的某个角落，李文普恰巧听到了林立果通话的声音，那话语急促而紧张：“首长即将出发，务必要求你们立刻行动！”至于李文普是否真的捕捉到了“北上”这两个字，我们无从得知。即便他听见了“首长马上动身，你们务必要加快速度”，那么“北上”这一含义还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北上”这一说法确实有些含糊不清，甚至有人将其解读为前往大连的行程。

9月13日凌晨，随着南迁至广州的会议即将步入尾声，周宇驰的电话突然响起。电话的另一端，是于新野。周宇驰传达了总理的询问，北戴河方面来电，透露了情况的泄露，因此任务被迫取消。他着重指出，之前所讨论的一切内容即刻失效，仿佛今日未曾有任何讨论发生，众人应即刻各自返回家中，并迅速销毁名单。贺德全提议将名单烧毁，而王飞则建议不要烧毁，认为既然到处都是灰烬，不如撕碎名单后从马桶冲走。然而，他们似乎忽略了于新野那里还藏有一份名单。这份名单完全是依靠脑中记忆，想到一个就记录下来，因此显得杂乱无章。于新野又抄录了一份，随身携带，却不幸被缴获。

“抱歉，我身上并未携带现金。”李伟信紧接着取出二十元递给了他，随即便分别将各二十元分别赠予了王琢、小郁和小鲁。

目送他们离去后，于新野接连拨打了数通电话，却始终未能与周宇驰取得联系。周宇驰正忙于处理家务，早已将存款取出。他亲自驾车，将母亲、弟弟和儿子送往渭南的老家，随后又将王圣兰送回空军大院的住所。他未下车便匆匆离去，离去时只匆忙喊了一句，王圣兰未能听清，心想或许无需再等待他。于新野焦急万分，而周宇驰却突然现身，面色阴沉得令人不寒而栗，急促地告知，原定前往广州的计划已无法实施，飞机肯定无法到位。立果已先行电话告知，他们正努力北上，希望我们也能尽力北行，我们只能依靠直升机北上。此时，王永奎从二高专打来电话，周宇驰不耐烦地回应，让他没事不要打电话，随即挂断了电话。周宇驰驱车前往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拨通了当晚住在西郊机场招待所的陈士印（直升机大队长）的电话，并向他出示了林彪的“手令”。随后，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陈士印一同前往沙河机场，陈士印又找到了中队长陈修文。他们骗取了一架直升机，加满油后，便驾驶着它飞向了天空。

9月13日凌晨，陈伦和其同僚（空司办公室的外事秘书）被一阵突如其来的轰鸣声惊醒。他们抬头仰望，发现一架直升机正在天际自由翱翔。他们心中不禁疑惑，既然中央已经下达了停飞所有飞机的命令，为何还会有直升机在空中徘徊？陈伦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王永奎（情报技术处的副处长）。直到日头高挂，电话依旧没有响起，他们推测林立果等人可能已经前往了广州。

王永奎着手前往广州寻觅林立果，并借助情报部门的协助，顺利获得了通行证与火车票。9月13日午后五时，王琢驾驶一辆中型吉普，带领六人抵达北京火车站，随后他们搭乘了开往广州的15次特快列车。启程前，王永奎致电妻子于秀芬，指示她先将孩子送回东北故里，稍后亦将抵达广州与他相聚。15日清晨七时抵达广州后，他们在沙堤扑了个空，未能发现任何来自北京的客人。一行人失望地驾车返回广州，陈伯羽未至，顾同舟情绪低落，且并未获取到确切消息。经过不懈努力，他们终于找到了陈伯羽，陈伯羽低声透露，近期中央发布了两个重要命令，一是毛主席与林副主席联名签署，二是主席与总理共同签署，内容主要关乎战备。空军指挥所的负责人已从吴法宪、曹里怀变更为李德生。此外，全国所有飞机已停飞三天，今日又有飞机起飞，大军区要求广空服从其调度。面对这一系列突变，王永奎决定先在广州暂居，原计划投宿广空二所，但听闻广空司令部意图扣留他们，于是选择了外部住所。9月15日，广州军区空军向大军区汇报，称有来自北京空军司令部的人员。大军区随即下令必须扣留这些人。午后一点，通缉令随即发布。晚上八点三十五分，周恩来致电，强调必须找到北京来的这几个人。9月16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保卫组向全省公安系统发布了通缉令。

许秀绪、陈伦及其家人均寓居上海，于是他们决定返回故乡。凭借亲友的协助，他们借得300元现金与粮票，化装成前往上海深造的技术人员，随身携带了空白介绍信和伪造的证明文件，转道前往上海。然而，在9月17日凌晨，当他们从广州北部的源潭小站登车之际，不幸被警方当场擒获。

在那片辽阔的天空中，两架飞机正自由翱翔。其中一架，搭载着三叉戟，踏上了跨境的征途，却于9月13日凌晨2时32分，在温都尔汗不幸坠毁，机上九名乘客与机组人员，无一幸免。另一架直升机，在英勇飞行员陈修文的精湛操控下，于6时成功迫降于北京郊区。机上共有五人，包括两位飞行员，陈修文英勇殉职，而陈士印则不幸受伤。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最终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周宇驰与于新野以身殉职，李伟信虽然开枪示警，但并未真正扣动扳机，侥幸逃脱了死神的魔爪。

姜作寿大队长和张耀祠均坦言，九一三事件的爆发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这一事件的突发性主要表现在：林立果曾密谋在上海对国家领导人不利，但他的阴谋尚未得逞，领导人却意外提前返回了北京，这令林立果陷入了极大的不安。如果林立果当时付诸实践，他能否得逞？张耀祠分析认为，林立果的谋划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实际操作上根本无法实现。林立果过于理想化，过分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九一三事件以飞机坠毁、人员丧生的悲剧告终，但其背后错综复杂的谜团依旧挥之不去，令人难以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