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蒋介石手里攥着430万大军,解放军才120万人。美国佬的飞机大炮源源不断地往国统区运,连外国记者都觉得这仗没悬念。可刘伯承偏偏在这时候站出来,说国军有”三怕”。
这话传出去,很多人都觉得是吹牛。
6月份全面内战刚打响的时候,国际上压根没人看好共产党。数字摆在那儿,430万对120万,还有海空军绝对优势。蒋介石在日记里写得清清楚楚,三个月解决战斗。
但刘伯承不这么看。
这个在太行山里摸爬滚打了好几年的老军人,眼睛毒得很。他天天和国军打交道,看出了门道。11月30日那篇《刘伯承将军谈蒋介石》,把问题说得明明白白。
国军怕夜战,这事儿特别明显。
张灵甫给蒋介石写报告的时候就承认了,整编74师只能白天打仗,天一黑就得赶紧挖工事。连国军的王牌都这德性,别的部队就更不用说了。
夜里黑咕隆咚的,本来就容易出乱子。国军那些当兵的大多是被抓来的,心里想的就是怎么活下去。一到晚上,恐惧感就放大了好几倍。解放军可不一样,他们知道自己为啥打仗,夜战反倒成了拿手好戏。
野战也是国军的软肋。
这帮人习惯了躲在城里的碉堡后面,一出来就抓瞎。大别山那会儿,国军兵力明明占优势,可在山里转来转去就是找不着北。他们那套战术太死板,全指着火力优势压人,离开了固定阵地就不会打了。
解放军从小就在野地里摸爬滚打,哪儿都能当家。山地、平原、丘陵,到哪儿都如鱼得水。关键是老百姓帮忙,情报来得快,后勤也跟得上。
最要命的是白刃战。
这本来是中国军队的传统强项,抗日的时候”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得多响亮。可到了解放战争,这优势跑到解放军那边去了。
刘伯承那句话说得狠:“白刃战是士兵们不敢,夜战、野战呢,怕士兵们跑,士兵都是抓丁来的。”一针见血!强征来的和自愿参军的,上了战场完全是两回事。
孟良崮那一仗最说明问题。
张灵甫带着整编74师上了山,重炮上不去,飞机也帮不上忙。他要是在平地上跟解放军对砍,凭着装备优势没准还能撑一阵。可偏偏选了个最笨的办法,把自己的长处给废了。
蒋介石的指挥方式更是一团糟。
这人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插手。红军长征那会儿,薛岳正追得紧,蒋介石突然觉得薛岳不行,要亲自指挥。结果绕过薛岳直接给师长下命令,还不让告诉薛岳。
薛岳在前线急得要死,要用这个师长打阻击,电话打不通,电报发了没回音。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红军早跑了。这种瞎指挥,谁受得了?
胡宗南的延安大戏更是经典。
攻下延安后,这位”天子第一门生”吹得天花乱坠,说抓了多少俘虏,缴获了多少武器。蒋介石一高兴,要去延安看看。胡宗南当时就傻了,只能临时找老百姓冒充俘虏,搞了一出假戏。
这种欺上瞒下在国军里司空见惯。
将领们为了邀功请赏,经常夸大战果。蒋介石被骗多了,谁的话都不信,什么事都要亲自过问。越不信任,手下人就越没积极性;越是事无巨细地管,出的乱子就越多。
杜聿明在淮海战役的遭遇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蒋介石在南京的地图上指指点点,完全不管前线什么情况。本来还有机会突围的杜聿明集团,硬是被这种遥控指挥给拖死了。
最要命的是学习能力没了。
王耀武那句话说得特别到位:“总看见你们那边的许多高级长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讨论问题,再瞅瞅我们国军这边——学习?学个屁!”
翻开当时的报纸,解放军的将领们经常发表军事理论文章。刘伯承就是代表,每打完一仗都要总结经验,写成文章发表。这不是装样子,是真正的经验之谈。
国军那边呢?
高级将领们忙着内斗,忙着在蒋介石面前表现,对军事理论研究没兴趣。偶尔写点什么,也都是空话套话,没啥用处。
这种差别反映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军事文化。解放军从一开始就重视学习总结,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国军虽然也有军校,也有训练,但缺乏这种学习的自觉性。
白崇禧算是国军中有脑子的了。
他在大别山搞的”总体战”确实给刘邓大军造成了麻烦。可即使是白崇禧这样的人物,也只能在蒋介石的框架内修修补补,改变不了根本问题。
夜战这事儿就很说明问题。解放军发现夜战的好处后,立马在全军推广相关战术和训练。国军虽然也知道夜战重要,但改进起来动作慢得要死,更愿意用装备优势来弥补战术不足。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差距更明显了。
解放军已经从游击队发展成能打大仗的正规军,国军还在用老一套应对新形势。学习能力的差距,最终决定了战争的走向。
刘伯承说蒋介石就那两套:一套”乌龟战术”步步为营,一套”并进长追”。这套吃亏换那套,那套吃亏又换回来,有时候两套混着用。这种战术思维的僵化,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1946年11月那个寒冷的日子里,刘伯承的判断最终被历史验证。
“国军三怕”不是空话,而是对那个时代军事现实的精准总结。从指挥体系混乱到学习能力缺失,从士气低落到战术僵化,这些问题决定了战争的最终走向。
你觉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还有哪些因素影响了这场战争的进程?当装备优势遇上士气低落,当数量优势碰上战术僵化,历史的天平为什么会向看似弱小的一方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