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党、南韩、南越再到阿富汗，美国扶植的政权，都是何结局？

1950年10月25日凌晨，鸭绿江畔的秋风仍带着水汽，志愿军火光点点地渡江，那一夜决定了朝鲜半岛的走向，也让“靠外援还是靠自己”这道古老难题再次摆到世人面前。此后七十余年，凡与美国结盟而又极度依赖其军事扶持的政权，几乎都在关键时刻出现相同症候：表面强大，内里空心。翻开史册，自1940年代的中国国民党，到南韩、南越，再到2021年的阿富汗，爆破点虽各不相同，结局却惊人雷同。

1941年12月，美国因珍珠港事件被迫参战。华盛顿急需在亚洲找到可立即合作的“地面盟友”，于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成为首选。数亿美金的贷款、成船的物资、自带飞行员的P-40战机接连运抵重庆，史迪威的参谋团队也先后进驻国民政府军部。看似得天独厚，但援助并未改变国民党军队日益僵化的指挥体系。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蒋介石集结130万正规军，武器含量几乎与美军二战末期相当，正当舆论普遍看好其“半年扫清共军”时，山东、华东战线却意外出现缺口。1947年秋，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接踵而至，平均每四天就有一个集团军被解放军包围。到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水陆并进突破长江天堑，南京总统府宣告城破。国民党面对数倍于己的火力优势坐拥，却仅维系了近三年。根子并不在弹药，而在高层决策高度依赖美方意见，导致战役节奏被拖得支离破碎。某位军长临别向幕僚叹息：“枪在手，却不知为何而战。”短短一句，道尽士气崩解的核心。

朝鲜半岛的故事更为急促。1948年8月，大韩民国在三八线以南宣布成立，美军随即批量移交装备并训练十三个步兵师。纸面数据远胜北边，同期苏联教官只给朝鲜人民军编制了八个师。然而南韩军队的战斗力并未随军服颜色改变而提升。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人民军越界南下，48小时攻陷汉城。南韩总统李承晚慌忙下令炸毁汉江大桥，却忘了通知正在撤退的本国士兵。桥断瞬间，数千南韩军人被迫弃械泅渡，士气跌入谷底。若非9月15日美军豪赌仁川登陆，南韩政权恐怕连釜山外围都守不住。与国民党相似，南韩依赖的，是外部火力拉起的防火墙，一旦外墙被击穿，内部难以迅速生成作战意志。

与此同时，中南半岛也在酝酿另一次对比实验。1954年日内瓦会议确定以北纬17度线为界，越南分治。巴黎远赴西贡的阮朝末代皇帝保大沦为傀儡，随后又被美国扶上台的吴廷琰推翻。华盛顿不惜血本，给南越提供的常规军援在1960年已超过12亿美元，还派出“绿色贝雷帽”实行“战略村”政策。问题在于，数量庞大的物资并未转化为乡村的安全网。为了防范越共，南越地方军经常把农民当潜在敌人，一夜之间整村搬迁；村民流离失所，对吴廷琰政府的抵触心骤增。1963年11月，吴廷琰遭枪决，南越政坛进入“军事政变接力赛”，平均八个月就有一次权力更迭。此时美军已在越南部署约五十万人，却依旧无法构建可靠指挥链。1973年1月巴黎协定签字，美军开始分批撤离。仅两年多，北越春季攻势直取西贡，《南越共和国宪法》从此成为废纸。自1955年吴廷琰改制到1975年4月30日西贡沦陷，南越撑了二十年，看似最长却最为虚弱——其安全阈值全依赖美军在场，一旦后台倒塌，战线像被抽走骨架的竹席。

时间拨到2014年，喀布尔总统府上空的国旗几经更迭，美国人寄望于“阿富汗国民军”能扛起全部安全职责。按计划，政府军编制30万人，空军拥有近二百架各型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军费的80%由美方兜底。真相是，油料、弹药、零配件甚至军官薪水都得向驻阿美军申请。2021年4月，美军启动撤离程序，到了7月大部队已返美。塔利班捕捉到空隙，从赫尔曼德发动攻势，短短十天拿下十多个省会。8月15日，塔利班战车在喀布尔郊区列队，美国驻军仓促调直升机疏散大使馆人员。机场跑道上，人群追着C-17运输机奔跑的画面传遍全球。阿富汗政府军不是没枪没炮，而是指向不明——他们既要依赖美国人发工资，又要面对塔利班“千年家族同乡”的心理攻势。战与不战的天平，最终倾向了避免伤亡的“交枪换和平”。

纵观四例，一个清晰脉络浮现：第一，外援越丰，政权越容易把战略选择外包给施援者；第二，敌方的政治动员若能与当地社会心理结合，再精良的装备也挡不住军心滑坡；第三，终局苦果通常出现在援助国减码或者抽身之时。国民党依旧有自建体系的底子，故而最能硬撑；南韩与美国维持军火依存，并凭借仁川登陆燃起一线生机；南越政治根基被连番政变动摇，失血更快；阿富汗政府的官僚网络几乎寄生于驻军补给，撤离即脱水。

有意思的是，这种模式形成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始于20世纪四十年代后美国实力与全球布局同步膨胀。华盛顿为降低本土兵员牺牲率，倾向以武器、顾问、空中力量加成地方盟友，从而达到遏制对手的战略目标。但地方盟友对美国的信息、补给、高精度火力产生高度依赖后，指挥系统往往被迫对美军“亦步亦趋”，一旦遭遇突发变局，本土决策层便难以独立调度资源。南越空军飞行员曾半开玩笑地说：“美国顾问不在塔台，我们就等指令。”这句玩笑折射了身体和意志都被外部紧紧拴住的困境。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四个案例虽皆以崩溃或半崩溃收场，但各自后续截然不同。台湾在1950年后获得“共同防御条约”，进入美军第七舰队保护伞；南韩则凭《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持续拥有驻韩美军；越南则完成国家统一并实行集中计划经济；至于阿富汗，新一轮重建尚待观察。可见，美国的扶植与抽身，既塑造了这些地区的地缘格局，也留下了绵延至今的政治、经济及安全难题。

若把视角再拉高，会发现“扶植—依赖—抽身—溃败”的链条几乎重演，不在于当地士兵是否勇敢，而在于外援逻辑与本土社会粘合度极低。国民党时期，大后方的通货膨胀已使中小地主破产；南韩初期，贫农与城市贫民对李承晚政府的苛捐杂税怨声载道；南越农民被强制迁入“战略村”，对政府充满敌意；阿富汗更是族群、教派错综，在塔利班“要饭碗还是要内战”这一简单抉择前，政府军大多缴械求生。士兵的父亲、叔叔、表兄都可能站在对面，武力动员便失去道德高地。于是，武备越强，崩盘时的反差越大。

历史的背影很长，战事不过是帷幕一角，但此四幕拍案而起的真实场景，已足够说明一个老道理：外来支点固然能在短时间撑起巨石，若巨石本身出现裂缝，支点离场之日便是崩断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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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冷战以来的数十场地区冲突，美国的常用策略大致是一套“空中火力＋精锐顾问＋本地盟友地面推进”的组合拳。理论上，这样既能降低自身伤亡，也能把盟友迅速武装到“看似能打”的程度。然而真正的战场不止有枪炮，还有治理、民心与财政。美国主导的外援更多向高端武器倾斜，却很少深度参与盟友的基层行政建设。基层断档，导致以武器为核心的战斗体系与乡村、城镇的财政、司法、教育体系割裂开来。民众日常生活并未得到改善，反而因军费高企、腐败横行更加艰难，于是对中央政府信任度迅速流失。与此同时，敌对武装往往抓住农村与边境地区的安全缺口，靠宗族、宗教或民族认同发动群众。武器再先进也难以堵住这一层面的渗透。南越的“战略村”实验与阿富汗的“地面清剿、空中支援”行动皆因失去民心而失败。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美国军援附带的大量合同与维护费用，让受援国财政被长年绑定，一旦美国国会削减拨款甚至临时叫停供应线，军队即陷“剪刀差”困局，战力瞬间蒸发。阿富汗政府军在2021年作战中就多次因直升机缺零件而被迫弃空中支援，成了塔利班发动闪击的重要缝隙。由此可见，外援模式若缺乏与本地政治、经济、文化的耦合机制，再多军备也只能堆出“纸面战力”，最终在突如其来的撤军令或预算停摆中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