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为何无法统一三国？毛主席的评价一针见血：他犯了3个错误！

1949年12月的一个夜里，北平刚落第一场雪，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点着一盏煤油灯读《三国志》。身边的卫士替他添了一把煤，寒气消散，那本线装书翻到蜀书第三卷时，他随口说了一句：“诸葛亮若在今日，也得挨批。”卫士没听懂，轻声问：“主席，诸葛亮不是鞠躬尽瘁吗？”毛泽东放下书页，笑得极为爽朗：“尽瘁是真，能否成事又是另一回事。”一句轻描淡写，却暗藏日后对孔明的深度剖析。

毛泽东与诸葛亮的“交往”，最早可追溯到少年时期。1915年，湖南第一师范的课间操场，他常把《隆中对》当口头材料讲给同学听；读到“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时，他总会用白垩在地上比划兵道。那一年他22岁，崇拜诸葛亮的智慧，却已隐约觉察到这位古代丞相的局限。

1929年上井冈，一支红军分散在五座山头，纪律松散。毛泽东站在黄洋界的乱石上，突然说：“我学孔明激黄忠那一招，你们信不信？”随后他给每连长各派一个“对手班”，让比学赶帮。一个月后全军气象全变，步枪零件都擦得锃亮。后来他戏谑道：“这叫借了一把诸葛亮的扇子。”

时光来到1957年4月，中南海勤政殿。毛泽东拿着新版《三国演义》“施耐庵注本”，会见几名即将提拔的年轻干部。他张口第一句竟是：“诸葛亮二十七岁入蜀，我们现在也该放手用青年人！”众人窃窃私语，他却忽然话锋一转：“不过要记住，他也栽过跟头，犯了三个大错。”

众干部好奇，毛泽东挥手示意落座，慢条斯理地点出第一错：“战略起算点错误。”长话短说，《隆中对》把双基地战略构想得天花乱坠——荆州、益州遥相呼应，好像伸出两只臂膀去掰曹操这根硬骨头。可在古代交通条件下，两地间隔远，后勤一旦断线，谁来救谁？毛泽东用手指敲桌面：“一支力量先要拧成拳头，不该撒成五指。”他停顿半秒，补一句：“当年我在长征临洮也犯过相似的念头，好在及时喊停。”

接着第二错：“对友军的判断过分理想。”诸葛亮提倡“联孙抗曹”，从道理讲没毛病，可孙权对荆州看得比命还重。孙父孙兄积年梦想都是据荆出武昌北上中原。诸葛亮只用一个‘借’字，就想安抚东吴，等于在自己后院埋颗雷。毛泽东摊开手：“孙权不是给你打工的，利益才是硬道理。”

说到这里，他突然笑问坐在右侧的李银桥：“街亭那仗怎么打输的，你还记得史料吗？”李银桥支吾。毛泽东自问自答：“马谡纸上谈兵吧？表面如此，却更深。”

第三错就此抖出：“识人与任用的理念过于洁癖。”诸葛亮推行“七观法”，重品行胜于才干。毛泽东赞过孔明的勤政，却认为在乱世里，“择人先看能力，其次才谈品行”。“曹操敢用许褚、张辽，也敢用陈宫叛将；刘备集团却囿于道德枷锁，因此后期‘蜀中无大将’。”毛泽东向窗外望去，海棠花落了一地，他轻声叹：“创业靠英雄，守成靠制度，孔明既要创业又要守成，却缺足够人手。”

至此“三错”大轮廓浮现：战略重心分散，联盟对象误判，用人标准偏窄。这三点叠加，导致诸葛亮北伐六出无功。毛泽东放下书，话锋陡转：“我们必须把别人的失败当教材。”

说完理论，需要例证。毛泽东举出1948年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决策时，林彪曾提议分兵攻长春与攻锦州。中央电报回两字：“不行。”集中兵力啃下锦州，再回手打长春，最终打穿东北防线。这便是“拳头”而非“五指”。

再谈结盟，毛泽东想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九三七年，他冒着与蒋介石再度决裂的风险，也要在《国共合作宣言》里硬塞下“坚持工农大众利益”几行字，至少留条退路。诸葛亮“借”荆州却不设防，风险指数显而易见。

至于用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后提出“党指挥枪，能者上”。他允许出身旧军队的张爱萍担纲重要岗位，也大胆看重原东北军背景的陈赓、萧劲光。这些决定并非不顾政治警觉，而是遵循“先看能力再谈成分”。

有人不解，马谡如今天游戏玩家口中的“被黑最深之人”。毛泽东却给出另一角度：马谡有奇谋，适合参谋部，而诸葛亮让他独立统兵。“一将难求”的环境下，让不擅指挥的谋士带兵，就是给自己挖坑。毛泽东语气略带惋惜：“应该让王平去守街亭，让马谡坐寨中推算粮道，格局就不一样。”

1958年秋，毛泽东在河南信阳考察高标准农田，面对田埂上的县委书记，他随意一句：“诸葛亮屯田于渭，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做法可学。”同年冬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形，一手麦子一手枪，正是“屯田”理念的现实版。

1960年，两广边境出现贩毒武装，广州军区请示如何处置。毛泽东电复：“打得要快，打完放，放后教，教后用。”作战手册里称其为“活化的七擒七纵”。短短一年，边陲大致平定，几百名归顺的少数民族骨干被培训为民兵骨干，后方村寨因此添了稳定因子。诸葛亮南征的经验，被新的时代提炼再利用。

毛泽东对干部说：“我们不怕前人有错。错是经验的原材料。”当年西南平叛，他要求部队务必“不杀降、不辱俘”，他拿史书举例：“孟获七次被捕都没杀，才换来南中不反。当务之急是让百姓看到谁能给他们活路。”

1964年，在一次军委扩大会上，他再度谈到诸葛亮：“假如孔明撤了街亭，守下陇右，轮到后人评他，也许骂声更多。历史嘛，不会给你排练。”这一句把现场气氛拢得肃穆。

周总理会后同警卫闲谈：“主席常说自己羡慕孔明，但更知他局限。也正因如此，他才愿意放权、用人。”1965年，全国第一批大规模选拔的三十岁左右地级干部走马上任。文件里写得明白：既看德，也看才；还要敢闯。

回到诸葛亮身上，他死后两年，蜀汉元气已疲，姜维强撑无果。等到263年邓艾、钟会分途入川，刘禅开城投降，只花了不到百日。毛泽东分析：“人亡政息的王朝，组织功能必然薄弱。人才断档才是根本。”

有意思的是，对于诸葛亮勤政过度、积劳成疾一事，毛泽东也有看法。他说：“过劳死的统帅，虽可敬，却未必是最佳范例。大事不可以劳心过度，要靠集体领导。”1976年4月，他在住处批注《出师表》，旁批一行字：“后主可以，群臣不可不自励。”这句话很少人见过，后来入藏中央档案。

至此，毛泽东对诸葛亮“三错”的评价，既是批判，也是自我警醒——战略要聚焦，盟友需识变，用人宜广阔。历史不是橱窗里的标本，而是翻涌不息的河。领袖以此为镜，方能避开激流暗礁，推动新中国的航船驶向更宽阔的水域。

再议“三错”与当下史学讨论

近十余年，学界对诸葛亮北伐的评点出现新声。有学者调阅魏晋地理志，指出关中地区原本谷仓丰足，蜀军若能守住陇右并开辟天水、略阳屯田，补给或许足够持久；败亡原因，并非仅在街亭一隅，而是政令传递滞后与多线部署的结构性失衡。与此同时，关于“七观法”的现代解读也在更新。某些史家强调，这是东汉儒学兴盛背景下对官僚遴选的惯性，并非纯粹道德洁癖。至于对孙吴的误判，则被归因为情报渠道狭窄——蜀道难行，山川阻隔，资讯传递慢，连曹魏宫廷叛乱的消息都要辗转月余，何况东吴的真实意图。这样看来，毛泽东的“三错”判词并非被彻底推翻，却在资料深化中显露新的灰度。学史者若能将领袖的宏观洞见与档案细读结合，或许对理解古代战略与现代治国两大课题更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