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以强亡” 有其道理，却不适用于西汉的历史语境

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在他的《读通鉴论》中曾经有一句名言，说的是“故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

这句话传得挺广，再加上人们对大汉朝那种武德十足的印象深刻，所以一提到那个赤旗飘扬的年代，或者跟窝囊到死的晋宋朝相比较时，大家总喜欢引用王夫子的这句感慨。

不过，说起来挺别扭的，像汉朝并不是一直挂红旗（最开始崇尚水德，接着更偏爱土德，到了最后才认火德崇红），所以“汉以强亡”这说法也不一定完全站得住脚——王老夫子的这句感叹，出自《读通鉴论·卷八·桓帝》，讲的是东汉的事情，小西你就别凑热闹了。

就算说到东汉，也不是刘秀子孙坐镇的那个雒阳朝廷更厉害，而是那些大大小小的世家豪强。比如在汉末时期，有个不入流的小军阀公孙度，竟然轻而易举地把后来变成中原大患的高句丽打得几乎灭族。别提咱们的曹丞相了，那场困扰东汉百多年的西北羌乱，都是靠他一战平息的。其余像鲜卑、南匈奴、乌桓，还有西域的诸国，都是冒头的打一个，一个不敢招惹的就直接拆家。反正，凡是能搞定的异族，都得先打服才能安心。

他的老对头孙权和刘备也不放松，纷纷出手，把东南夷和西南蛮都打得哇哇叫，哭爹喊娘。

关于真正代表大汉朝的那位汉献帝刘协，在他称孤道寡整整32年里，除了吃饭睡觉、喘气是他说了算外，还能干点啥呢？不管是董卓拉他称帝，还是被李傕、郭汜挟持，亦或是杨奉、董承护送，再到后来被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位表面上看起来尊贵无比的大汉皇帝，难道还能鼓个腔说不？直到最后，曹丕一发号施令，刘协还不是得老老实实把天子冠冕双手奉上？

所以王老夫子那句话“汉以强亡”，其实指的压根不是靠刘家皇帝撑起来的大汉朝，而是那些打着“汉臣”旗号，骨子里却成了“汉贼”的人们，用他们的话说，表面上是汉朝官员，实际上却是害汉的坏蛋。

在某些方面，西汉还比不过东汉，除了说汉皇帝不行，连那些“汉贼”们也算不上什么猛人，基本上是一群软柿子。

01

提起西汉，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它的那股劲头儿。无论是刚建国时的一举吞灭秦朝、灭掉楚国，还是武帝时期的扩展追逐边疆，甚至到昭宣年间的中兴，北方出塞所向披靡，就算到了汉室开始衰败的元成年代，还有陈汤那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真是气势如虹。

不过，紧接着，局势渐渐变得复杂起来。内忧外患一个不少，政治上的权力斗争不断，外部的敌人也不甘示弱。到后来，朝代更替，曾经的辉煌逐渐淡去，汉朝的辉煌历史也变得更加坎坷多变。

咱们暂且不谈接下来，先把陈汤的话题继续说下去。

说起陈汤派兵西域，带着汉军屯田，还偷偷袭击康居，干掉郅支单于这些事儿，压根儿就没请大汉朝廷点头同意。更夸张的是，他居然还弄虚作假，发假诏书——就是胡扯八道地骗西域各国的国王，说是大汉皇帝特意下的旨意，让你们去打郅支单于那家伙，谁要是不听，就是叛汉，赶紧洗白白，等着挨打。

这下谁还敢不从呢？等到兵马汇聚成阵，陈汤才得意洋洋地把情况告诉了他的上头、西域都护甘延寿。眼看事情已经成了定局，气得老甘直跳脚，也只好跟着陈汤一起去找郅支单于是非了。就这样，打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仗，为大汉王朝带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

不过，这可是矫诏发兵啊，不管在哪个朝代，这事儿都能被视为抄家灭族的死罪，可唯独西汉不一样。为什么呢？原因是汉武帝刘彻当年曾定下规矩，只要前线的将士有不遵从君命、擅自主意的，打个大胜仗回来，升官晋爵那可是少不了他们的。要是战败了，旧账新账都得算，总之挨上当头一刀都算轻的。

刘彻之所以会定这个看似对自己威望和安全不太有利的规矩，原因有几方面。第一，他自己本身是个非常霸道又自信的皇帝，对麾下那些将军的忠诚和能力都挺有信心。第二，刘彻对军事很懂，心里明白被限制住手脚的将军，要想发挥才干可是挺难的，所以他在虚荣心和现实利益中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选择了让将军们自由发挥。最后，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还有个不太靠谱的外甥，别的事都说不准呢，这规矩也是怕外甥惹事啊。

霍去病18岁出头就第一次带兵出征，竟敢自己甩开大军奔跑了800里，还搞得“斩捕首虏过当”。在河西之战那会儿，他也不听刘彻的指挥，反而在公孙敖迷路的部队面前单枪匹马冲进去，结果在祁连山一战里，俘虏了单于单桓和酋涂王，还收服了他们的相国和都尉以下的降兵二千五百人。在漠北，战斗更激烈，他干脆跑到匈奴人的祖坟上蹦迪，搞出了“封狼居胥”这个大名。要是按照正经的军律来追责，这小子早就一刀砍了，还得借用他舅舅卫青和姨妈卫子夫的脑袋来替代他的。

于是刘彻只好秉承着护犊子兼实用主义的精神，将矫诏分为有害和无害两种情形——像霍去病把只有皇帝才能搞的“封禅”这种活计都抢来干了，刘彻也只好捏着鼻子ren了，还得给这个熊孩子加封邑、赐大司马骠骑大将军；而博士徐偃打着皇帝的旗号公然破坏盐铁专卖的国策，又跟刘彻无亲无故，当然就被直接砍死拉倒；而时为谒者的名臣汲黯持节擅自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则被刘彻认定为“贤”，仅将其贬为县令就算结案。

照这个标准来看，陈汤应该算得上立了功，没有错吧，至少也算是功德远胜过过错的。这一点，也说明了他敢于违抗皇命，出去用了兵，敢于行动的勇气，正是支撑他这样做的底气所在。

可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陈汤的意料之外。

西域大胜的消息一传到长安，不但没有让朝里的官员们欢欣鼓舞，反而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骚动。

当时陈汤的奏捷文书是这样写的：

臣听说天下的大义，本应统一一体，昔日有康、虞，如今有强汉。呼韩邪单于已是北藩之王，唯独郅支单于反叛未降，尚未赦免他的罪行，大夏的西边，认为强汉无法臣服。郅支单于残暴行恶，邪恶之极，天也难忍之。臣延寿、臣汤打算起义兵，执行天命讨伐，赖靠陛下的神灵，阴阳相应，天气明察，攻陷陈地，击败敌人，斩下郅支首级和那些王以下的名号。应当将这些刺头和蛮夷部落，分头悬挂示众，让千里之外的人都知道，敢明目张胆挑战强汉者，远在千里之外，也难逃一死。

陈汤的意思就是说，建议皇帝照着汉武帝时期的做法，把郅支的首级挂在槁街，也就是大汉朝的东交民巷，用来吓唬那些心怀不轨的蛮夷。不过，丞相匡衡，也就是我们都在教科书里学过那个“凿壁偷光”的人，竟然胡扯什么圣贤讲过春天是掩埋尸体的季节，说把那可怕的大脑袋挂出来，肯定会吓坏小孩儿和各种花花草草的，所以还是别挂比较好。

最后争论的结局，就是把郅支的首级挂在槁街上十天左右，然后就赶紧收了下来，搞得跟藏私密似的。

这还算小事罢了。匡衡又联合中书令石显，把皇帝汉元帝刘奭吓得不轻，说陈汤那家伙伪造诏书起兵，纯属走狗屎运才没被匈奴人干掉。要是给他升官封爵，肯定会激起其他官员也学他乱来。这样一来，不但陛下的威信会跌掉一大截，还会让国家战乱不断，百姓苦不堪言，可能大汉也就因此快完了。

因此，关于陈汤这人，不能给他奖赏，得严惩不贷。

不仅如此，石显还指示司隶校尉以陈汤贪污为由，疯狂抓捕刚刚战胜归来的官兵，将他们严刑逼供，想要找到陈汤贪赃枉法的证据。

虽然后来宗正刘向等人极力辩解，刘奭最终还是觉得陈汤的功劳大于过失，但只封他为关内侯，而没有授予应得的列侯爵位。

刘奭还算清醒，没有完全糊涂，可汉成帝刘骜就不一样了，连他老子都比不过。一登基，就受到一大帮文官的怂恿，翻出当年那点旧账，把陈汤的官职全都撤掉，让他沦为普通的汉军士兵。

这就是西汉对外战英雄的回报，王莽篡汉时觉得老陈太委屈了，给他添了个破胡壮侯的谥号，还封他的儿子陈冯为破胡侯，陈勋为讨狄侯。

要是一个没有尊重英雄，也不倡导军功的朝代，早该玩完了，还能有多强呢？

02

从陈汤的经历来看，元成之后的西汉，早就跟我们熟悉的那个西汉完全不一样了吧？

还差得远呢，哪能就到这儿了？

大家都知道，自从马邑之谋一出，汉武帝就拼上了家底儿，跟匈奴死磕了足足43年，直到耗光了所有的底牌，打到关中一带家家挂白旗、户户挖坟，才退兵，发了一纸《轮台诏》。不过，和平没多久——18年后，经过短暂的休整和修养，汉军重新变得强大，于是在汉宣帝刘询刚登基的第二年，也就是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便调动铁骑16万分成五路出塞，再次与匈奴拼死一战。

16万骑兵，要知道，在两汉407年到公元一世纪这段时间，几乎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规模。就算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算是那种超级罕见的场面。要真是这么算，刘询恐怕把全国的马都调走了，估计他出门的时候，自己都得骑驴算了，反正马都打没了。

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刘询为了报匈奴“九世之仇”，决心有多么坚决。

汉军的战斗力本就是比匈奴强不少，那时候还流传着“胡兵五而当汉兵一”的说法，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一汉顶五胡”。不过匈奴人因为跑得快，经常能甩掉汉军，只能空喊白跑。如今汉军也变得像“长出四条腿”似的，匈奴还能念啥咒？只能是接二连三地败落，想跑都跑不掉。这时候偏偏遇上大雪灾，再加上汉使挑动乌孙、乌桓、丁零这些族群反叛，让匈奴损失惨重，亡十之三，畜亡十之五，国力急剧削弱。最终，郅支西逃，呼韩邪投降——困扰汉朝的匈奴威胁，也算暂时告个段落。

这事儿，要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其实得看角度。要从汉朝的角度看，匈奴这么受挫，势力大缩水，受众多族群反叛的影响，汉朝的压力也降低不少，边境安心了些，算是一种好消息。但反过来讲，匈奴人接连遭殃，族群动荡，社会不稳，要说不好吧，也挺让人忧心的，毕竟匈奴那边一旦局势不稳，反倒可能引发更大的动荡，甚至影响到中原地区。所以说，这事儿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挺难一概而论的。

孟子曾说过：“内无法家拂士，外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孟子·卷十二·告子章句下》）而大汉朝，从刘邦开始，传到刘询，经历了八位皇帝，统治了150多年，期间出现了明君贤臣和优秀的将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发展得非常全面。这种繁荣景象，在历朝历代中都算是少见的。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不成就是刘家的皇室底蕴深厚，还是纯粹运气特别好？

这确实是原因之一，不过更主要的因素，还在于北边那只庞大的匈奴猛虎盯着中原。这让大汉的帝王将相们夜夜难安，时刻提心吊胆，不能松懈。正是由于匈奴的存在，不论历代西汉皇帝有多想糊涂胡闹，也都得先把正事办妥，才能放松心情。

刘邦在白登之围遭遇惨败之后，便果断认输了，装出了孙子的模样，这才让大汉避免了灭国的危险。刘恒、刘启在继续承担屈辱和重担的同时，拼命为后代积累财富，最终才迎来了“京师的钱财堆积如山，贯朽难认，太仓的粮食堆积如山，外面堆满了露水滋生的腐败，已经无法食用”的文景之治，为刘彻提供了对匈奴硬拼的底气。刘彻与匈奴交战了43年，虽说最终未能彻底击败，国内“战费越堆越多，天下空虚，百姓相互吞食”，（引自同上）却彻底打碎了匈奴的战略攻势。即使后来汉武帝被迫颁布《轮台诏》休战，胡马仍不敢越阴山，这才给昭宣二帝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来养精蓄锐，最后一举重创匈奴。

可等到匈奴人完蛋了，失去外患的大汉朝内部却也随之悄悄起了变化。比如儒家的势力趁机膨胀，一度引起了刘询的警觉：

刘奭看到宣帝所用大多是文法官员，用刑罚紧绳百姓，给杨惲、盖宽饶等大臣以刺讥辞语为罪而杀，曾随侍燕宫时坦率地说：“陛下施刑太重了，应该多用儒生。”宣帝听了脸色一变，说：“汉家的制度本来就有霸道的混合，难道只靠德教，放任周政吗？而且那些俗儒不合时宜，都喜欢古法，忽视现在的实际，让人迷于名利，不知道该遵守什么，根本没法信任。”他叹道：“扰乱我家的人，是太子啊！”

当年刘彻虽然在董仲舒的怂恿下搞出了“罢黜百家，顿尊儒术”的事，却是个头脑清醒的人。他很清楚这些书生们不过就是嘴皮子厉害，结果能干的事却不多，只会给国家添乱害事。因此，他只把儒生放在高位上，却没拿实权交给他们。自刘邦到刘询，历代汉帝本来也嘴上喊着要推崇黄老、儒术或者法家，但实际上治理国家的方针基本都是“以霸王道杂而用之”。也正凭借这个方针，汉朝才有了150年的辉煌时期。

从汉元帝刘奭开始，太上皇纯粹依靠德行教化，采用周朝的政治制度来治理国家。结果呢，社会风气倒退不少，政局也变得不那么稳固了。虽然表面上看着比较温和，但实际上弊端逐渐显现，国家的治理逐渐偏离了原本的强盛之路。

黄龙元年（公元前48年），刘奭登上皇位，自己当了三年摄政到公元8年，直到王莽篡汉。也就是说，西汉经过了打败匈奴、靠德教治理了57年之后，最终还是走向了终结。

03

有人肯定会觉得，西汉灭亡的原因可不止一两个，不能把责任都推到儒家的身上。

要说责任的话，除了儒家之外，谁还能扛得住呀？

儒家起源于春秋那个纷乱而思想异常活跃的年代。之后五百多年间，各诸子百家竞相推举自己进入朝廷，希望被各国君主所采用。但是，在那个礼崩乐坏、大乱纷争的时代里，只有强调富国强兵的法家成为了众人追捧的对象，像道家、墨家、名家、阴阳家的影响力则偶尔有所展现，偏偏儒家的地位有点特殊——凡是相信他们邪说的国家，比如鲁国、宋国、中山等，都是很快走向灭亡。而儒家的祖师爷孔子，也不得不四处游历列国，却屡屡碰壁，最终凄凉到“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地步（《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

刘彻虽然搞了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但实际上呢，他就是借着儒家的旗号，打着兼并百家、统一思想的幌子。之所以要披上儒家的外衣，主要是因为董仲舒用春秋大义这些理念大肆推销什么“大一统”、什么“大战复仇”，这些东西正好戳中了刘彻的痛处，让他欲罢不能，一头栽进去。

儒家那些压箱底的宝贝，比如复古、仁政和德治天下啥的，刘彻根本懒得打理，不屑一顾。对于刚一得势就打着“天人感应”旗号指指点点的儒生，刘彻一点也不客气，统统都扔到清闲的冷衙门去养老，好让他们安安心心呆着。

刘询说得挺到位——汉家的制度本来就是自己弄的，既有霸道也有王道的搭配，但可惜只靠德治，真拿周朝的制度当作楷模啦！

别以为儒家在刘彻的撑腰下就真成了华夏思想的老大，实际上刘家皇帝就像个大渣男一样，只愿意占有儒家的身体，却不珍惜他献上的那点爱心，裤子都快提起来了还不认账，真是让人无语……

董仲舒在刘彻手上吃了闭门羹，在盐铁之议上贤良文学也被霍光玩弄于鼓掌之间，石渠阁的会谈中，儒生们似乎捞到了一点便宜，但实际上仍然是在刘询的指挥棒下原地打转——接连不断被耍得团团转，想必儒生们心里头真是憋屈得很，又气得不行。

即使他们再气得不行，也只能是无奈发火，毕竟秀才遇上兵，讲理都说不明白。

不过，事情的转折点就在那位书生感到绝望之时悄然出现了。

刘询这人确实挺了得的，在位时期，一方面平定了匈奴，另一方面又彻底镇压了霍氏的叛乱，使得大汉迎来了建国150多年来空前的太平盛世，这段历史被叫做“孝宣中兴”。

可打仗的事少了，他的注意力自然得转到国内管理上。至于治理国家，刘询恐怕不能再靠那些手持长戈大戟的将军们了吧？虽然他还是明智地继续重用那些懂法、执法严格的文官，但儒生们不可避免地也开始挤进政治舞台了。

更要紧的是，儒生们觉得刘询已经“无可救药”了，反倒把更多心思放在了太子刘奭身上。可偏偏刘询年少时经历坎坷，刚一登基又遇到内外困境，结果就疏忽了对这个嫡长子的早期教导。

等刘询处理完天下大事，再回头一看，他家的长子已经变得“柔仁好儒”，基本上被儒学洗脑了。孝宣皇帝气得直骂“乱我家者，太子也”，甚至一度打算废掉太子，让另一个儿子刘钦继位。不过，问题是刘奭的生母许平君和刘询是贫贱夫妻，感情非常深厚，再加上许平君被霍氏毒死，导致刘询对刘奭母子一直心怀愧疚，所以最后也没能下这个决断。

结果嘛，刘询一时心肠软了，结果让大汉的局势一落千丈。

刘奭刚一掌握大权，就马上重用了他心头的“师傅”、被刘询压制了大半辈子的萧望之、周堪这些儒臣，开启了“仁政”的路径。

自从汉武帝以后的朝廷权贵和重臣们一直看不上这帮爱玩嘴皮子、但办事倒是没个名堂的废物，怎么能让他们抢了江山？没多久，外戚和宦官就联手，给逼死了儒臣的领军人物萧望之，刘奭可就毫无办法，这一来，皇帝的威信一下子打了个折扣，没人再把他放在心上了。

自从西汉建立以后，虽然汉惠、汉昭、废帝刘贺这些皇帝曾让大权旁落，可都被后续的汉文、汉宣等紧急扭转局势，恢复了汉帝的威严。不难看出，西汉的强盛主要依靠皇权的无比强大，没有人能动摇。一旦这个趋势难以持续，又怎么可能不走下坡路呢？

偏偏从刘询以后，汉朝的皇帝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强势的了。特别是那个被司马光怒斥为“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寤也”（《资治通鉴·卷二十八·汉纪第二十》）的刘奭，更被认为是西汉由盛走向衰败的主要推手。

04

不过在汉末五帝中，刘奭算得上是比较有几分实力的那位。

人家刘奭起码还能弄出个儿子来，而汉元帝刘骜，虽然拥有“肥瘦组合”——赵飞燕和赵合德那对大美女，可因为放纵过度，导致儿子一个死一个，最后只得把皇位传给侄子刘欣。刘欣继承了自刘邦起就有的“偏心”传统，只宠爱男友董贤一人，宫里的妃嫔们全被他无视，可董贤又没那能生子的本事，所以大汉皇帝的血脉就只能绝了。至于汉平帝刘衎，虽没有刘骜和刘欣那样的怪癖，但还没到能生育的年纪就被王莽毒死，也就无缘留下后嗣了。

短短十四年时间里，西汉就经历了三次失国，搞得朝廷只能靠拉亲戚凑人应付。接替皇位这事，基本上都是得由那些有权有势的大臣来拍板决定，又有谁还会真正把皇帝放在心上呢？

等到王莽把还在吃奶的刘婴凑在一起当个儿子，除非是个傻瓜，不然谁都清楚大汉的命要完了。

其实，就连汉帝自己对于这个事儿也抱着很悲观的态度。

比如汉武帝刘彻，就曾预言过大汉江山迟早药丸：

汉朝有六七的灾难，天命应该再度降临，宗室子孙中谁能应此一责，六七四六十二代的汉族后裔，必定会走到尽头。

虽然遭到群臣的反对，让刘彻觉得自己不该这么颓，但他还是坚持认为，自古以来没有哪个家族能一直稳坐皇位，大汉朝也不会例外。只要这样的特殊情况不发生在他和他子孙身上，他就算心满意足了。

刘彻只是随口感叹或者吐槽几句罢了，可刘欣在位的时候，连皇帝都觉得不想再干了。

有一次在麒麟阁办宴会，酒喝到一半时，他竟然半真半假地问了句“吾欲法尧禅舜，何如”（《汉书·卷九十三·佞幸传第九十三》），把身边侍酒的中常侍王闳吓得反对了几句，结果惹得刘欣不高兴，把王闳赶出了大殿。

王闳是王莽的堂兄，看似应该对刘欣相当于自掘坟墓的行为感到高兴才对，为啥会拼了命的反对？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刘欣的话是对着“男朋友”董贤说的——整个小受给大家当皇帝，这谁受得了？这也是刘欣刚一死，满朝文武立马齐心合力逼死董贤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刘欣这话算是预言成真——西汉就是被王莽拿“尧禅舜”这个名头一弄就没了，后来曹丕也照样玩了个“尧禅舜”的戏码，把东汉的汉献帝刘协也给“禅”到了自己手里。

从秦到清，能把皇帝折腾得这么惨的，除了西汉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也许你会觉得刘欣当皇帝一路上得意洋洋的，可实际上，他的心情挺复杂的。因为国内朝中那帮外戚、儒臣啊，争权夺利闹得是乌烟瘴气，地方上的豪门大户也在疯狂兼并土地和人丁，老百姓们只得沦为流民或者奴婢。一开始，刘欣还试图振作精神，搞点新气象，先是罢黜了王莽，又发布了限田限奴的政策，规定“诸王、列侯、公主以及关内侯和官吏的土地和人口，都不能超过三十顷。诸侯王的奴婢不少于二百人，列侯和公主一百，关内侯和官吏三十人左右”（《汉书·卷十一·哀帝纪第十一》）。但这等断人财路的举措，简直就像杀了父母一样，朝中的人居然无人支持，最终刘欣的皇帝令也就变成了空谈。

眼看国家一天比一天衰败，刘欣也没辙，只能想着把皇位“尧禅舜”让给董贤。至于为什么选董贤，除了他没有儿子、以及“因为爱情”的缘故，可能还有个隐隐的打算，就是董贤登基后，他自己还能以“爱妃”的身份进后宫，这样一来，既不用再操心那一片纷繁复杂的朝政，又能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可能这才是他心心念念的幸福生活吧。

05

西汉之所以落到皇帝都想辞职的地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西汉靠武力建立的江山，在之后的150多年里也一直靠武力维持。然而等到刘家的皇帝既平定了各地诸侯，又打败了匈奴，结果一时找不到敌人了，这个靠武德撑起来的王朝一下子变得不知道咋整好，日子难过得很。

曾经作为帝国的钢铁长城和锐利武器的汉军，现在却变成了财政的重担和叛乱的隐患。当年在汉武和昭宣时期，许多将帅可以打着“矫制不害”的旗号，肆意在边疆和前线征战，甚至灭国。如今，这些军事将领变成了皇帝最警惕和提防的对象。而在这个时候，一些儒生又在一旁添油加醋，刘家的皇帝自然就选择了把剑铸成犁，放马南山隐退。

要打造一支劲旅，达到“一汉顶五胡”的地步，可真不容易，足足耗了西汉七八位皇帝，一百五十多年才算逐步实现。而要打破这一切，靠的就是刘骜一句轻飘飘的诏令，把陈汤的官职一撤到底，这就行了。

在汉武、昭宣那会儿，敢于“少年锦带佩吴钩，独骑匹马觅封侯”的年轻人，可真是大汉的顶梁柱，受万人仰慕。只要有点本事，封邑受禄、官职到手，哪怕是个闾左贫儿，也能靠这个改变全家命运。但等到元成以后，不学习五经、掌握六艺的人就不能担任郎官，出身六郡、靠练兵备战、身手高强的羽林、期门这些职业，地位一下子就像跌到悬崖似的滑落了。这样一来，谁还愿意去苦练武艺去从军呢？

所以啊，那些曾经把匈奴打得连亲妈都认不出、战斗力十分强悍的汉军，后来也变得越来越没胆量、越来越水了，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讲到国内的情况，到了汉武帝末年，连续不断的战争让国家捉襟见肘，民众吃不饱穿不暖，关东和关中那一带的百姓都快没法活了，甚至有人起义造反。可是，这些起义想成功实在太难了，一旦汉军出现，所有的叛乱就都被平定了。再说了，还有那张《轮台诏》，让大汉天下一个反贼都找不着，稳稳当当的。

汉军一直很厉害，有谁敢起反抗呢？

仅仅过了70多年，到了汉成帝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山阳郡（今山东巨野）的一些铁官徒因为无法忍受压力，举起了反旗。就凭着228人，小打小闹就能在郡中肆意横行，杀了太守和都尉，把前来镇压的官兵打得丢盔弃甲。没多久，局势就波及到19个郡国。而身在长安的刘骜，除了干瞪眼，也没啥能够用的手段，最终只得依赖那些地方豪强武装，才勉强维持了局势。

再说国外的情况嘛，也差不多是那样的局势。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种冲突、动荡不断，有些地方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反抗声势逐渐扩大。再加上外来势力的插手，局面变得更难掌控。整体来看，也都是那些实力派或者地方豪强在操控局势，普通百姓其实是最受苦的那一群。

刘骜在位的时候，骁骑将军王根报告说匈奴的一块领地伸入了张掖郡，边境军队都觉得挺难受的。为了抵御外来的威胁，至少得把屯卒数目翻一番。

因此，王根建议派人去见匈奴单于商量——反正你们现在投降了，双方就像一家人，把那块“斗地”献给大汉不是挺好吗？

这王根和他的侄子王莽一样天真无邪，可刘骜可一点都不傻。他派了使者去，但交代得特别清楚，要让使者只用个人的名义提起这事，千万别用皇帝的名义来打旗号。

果然没有让刘骜失望，匈奴坚决拒绝了割让土地的要求。

要是刘彻或者刘询遇上这事，估计得欢喜得直蹦高，哪儿还能找出比这更好的开战理由？但刘骜却是心知肚明——他手底下的汉军，早就散了架、毫无战斗力了。别说主动出击了，就是匈奴人撕破脸子闯过来，也未必能挡得住。

还好汉家祖宗的威严还在，过去被打怕的匈奴人哪，还没彻底灭绝呢，所以单于只敢推脱割地，倒也不敢趁机造反。刘骜哪敢轻易得寸进尺啊？

刘骜虽然有点怂，但起码还敢跟匈奴人打交道；等到刘欣那会儿，连匈奴人都不敢见面了。

建平四年（公元前2年），匈奴乌珠留若鞮单于请求进京朝见，偏偏刘欣那会儿正病着，居然相信匈奴单于是从黄河上游过来，说“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第六十四下》），所以就不敢跟他见面。后来还是黄门郎扬雄写信劝谏，意思大概是“陛下这脾气，您祖宗知道了不？”之类的，刘欣才硬着头皮答应让单于入朝，但把他安置在蒲陶宫，竟然是因为那里有“太岁压胜”，意思是可以避邪招吉利。

那会儿，能让刘彻、刘询“压胜”的，只有咱们的汉军无敌天下，可轮到刘欣的时候，就只好靠太岁这招了。

像这样的朝代，究竟有什么理由还能坚持不败呢？

于是，当“道德完人”王莽被贬的时候，家乡的几百个士人集体写信请求让他复职。接着，又有长安的百姓和士子近50万人联名上书，希望给他授予九锡。再后来，京兆、洛阳的百万人也都齐声喊话，要求汉帝禅位于王莽，取而代之汉家皇室——从此老王也算是史上空前绝后的“民选皇帝”了。

要是西汉真那么强，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呢？

要说曹魏一统天下之后横扫四方，那是确实厉害；可是王莽篡汉之后，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老王起初跟匈奴开战，结果汉军刚入伍的新兵居然被几十年前的败将打得溃不成军。北方的燕、凉、朔等地边疆一片喧闹不安，最后还把西域给丢掉了。这一闹，拖累到后来的东汉，经过刘秀、刘庄、刘炟、刘肇四位皇帝的努力，花了67年左右的时间才把匈奴赶跑，把失地重新夺回来。

不只匈奴，到了新朝时期，西南的蛮族、西北的羌族全都反叛，结果新军作战一败再败，就算打赢了高句丽那一仗，也不用说，还挺不体面。这原因嘛，因为新军战斗力实在太差了，根本没法赢别人，连辽西的太守田谭都战死了。被王莽封为讨秽将军的严尤，也只好出点歪招，把高句丽的王朱蒙给骗出来，然后杀了他，再把首级带到长安，也算是打赢了那场战斗。

其实，高句丽的人根本不服气，仍然不停地跟新军拼，搞得新军都叫爹喊娘的。到东汉刚开始的时候，还会不时地入侵右北平、渔阳、上谷这些幽西的几个郡，战火一直没有停止过。

要不是王莽在国内搞得乱七八糟，搞得天下人都不服，最后让刘秀东山再起重新建汉，说不定五胡乱华那一幕惨剧会提前300年出现，也说不准。

这种西汉，哪像跟“独以强亡”扯得上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