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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4月的日本马关,春帆楼里弥漫着一股压抑的血腥味——72岁的李鸿章刚被日本刺客打了一枪,伤口还在渗血,却不得不俯身在《马关条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这纸条约要割让台湾全岛、赔偿2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朝3年的财政收入。
签字时,李鸿章或许还在回味自己一辈子的“外交得意技”——“以夷制夷”:以为拿国家利益当鱼饵,引列强互相撕咬,就能保住清朝的苟安。可他没算到,饿虎从来不会因为分食而感恩,只会因为尝到甜头,招来更多同伴围上来,把整个中国当成“自助餐”。
(李鸿章)
120多年后,翻开国际新闻,我们仍能看到似曾相识的剧情:有的国家想靠大国“撑腰”对抗对手,结果反而被拿捏住经济命脉;有的小国试图在强国之间“踩钢丝”,最终却成了大国博弈的炮灰。今天咱们就扒透李鸿章“以夷制夷”的骗局,看看历史早就说透的道理——靠别人救自己,从来都是最危险的幻想。
一、“以夷制夷”不是妙计,是“捧着肥肉喂老虎”
李鸿章搞“以夷制夷”,本质上是打了个如意算盘:清朝打不过列强,那就挑动列强的矛盾,让他们互相牵制。可问题是,想让老虎帮你“赶其他老虎”,你得先给老虎喂肉——这肉,就是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这招的“坑”就露了馅。1860年,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吓得逃往承德,留下奕䜣、桂良等人收拾烂摊子。这群人研究来研究去,得出一个“惊人结论”:列强跟以前的匈奴、突厥不一样,“不利我土地人民”,就是想要钱、要通商特权。
(圆明园遗址)
李鸿章更觉得这是“真理”,他跟曾国藩说:“打仗肯定打不过,不如用利益笼络他们,才能长久太平。”翻译过来就是:咱们把关税权、通商权、领事裁判权(外国人在中国犯法,中国管不了)送出去,列强就会帮咱们“制衡”其他侵略者。
可事实是什么?1874年,日本刚明治维新完,就敢派兵打台湾。李鸿章不想着调兵反抗,反而拍板:“与其让日本独占台湾,不如让英美法等国也来台湾通商,让他们一起牵制日本。”
这不是引虎入室吗?就像家里进了小偷,你不报警,反而喊来一群强盗,说“你们一起分我家东西,别让小偷独吞”——最后只会被抢得更干净。果不其然,日本虽然暂时退兵,却敲走了50万两白银“军费”;而英美等国趁机在台湾划定“通商区”,把爪子深深扎进了中国东南沿海。
更荒唐的是1879年日本吞琉球(今冲绳)。琉球本来是中国的藩属国,年年进贡,结果被日本直接吞并。清政府无力出兵,大臣郭嵩焘居然提出:“不如派使臣请各国公使一起‘保护’琉球,让琉球‘自主’。”说白了,就是把琉球变成列强的“共管地”,用牺牲藩属国的利益,换一时的“太平”。
(琉球地图)
可列强哪会管你死活?他们只认利益——你愿意送,我就敢要。李鸿章的“以夷制夷”,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割肉喂虎”。
二、“三国干涉还辽”的假象:以为救了中国,其实是引来了更多饿虎
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里“割辽东半岛”一条,戳中了俄国的痛点——俄国早就想把东北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哪能让日本抢了先?于是俄国拉上德国、法国,三国一起给日本施压,要求日本“归还”辽东半岛。
消息传回国内,清廷上下一片欢呼:“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成了!”可他们没看清,这根本不是“救中国”,而是列强之间的“分赃不均”——俄国不是好心,是怕日本占了辽东,影响自己的利益;德国、法国则是想趁机从中国捞好处。
果然,“还辽”的条件很快来了:中国要给日本3000万两白银“赎辽费”——相当于当时200万农民一年的总收入。更狠的是,三国以“有功”为由,开始明目张胆地抢中国的土地:
俄国直接强占旅顺、大连,把东北变成了“俄国势力范围”,还修了中东铁路,控制了东北的交通命脉;
德国借口“传教士被杀”,强租胶州湾,把山东变成自己的地盘,修胶济铁路、开矿山,连山东的税收都要先扣给德国;
法国不甘落后,逼清政府签《广州湾租界条约》,把湛江一带变成自己的租界,还控制了云南、广西的铁路修筑权;
英国一看别人都抢了,赶紧强租香港新界和威海卫,把长江流域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短短3年,中国从东北到东南沿海,几乎被列强瓜分殆尽:俄国占东北,英国占长江,德国占山东,日本占台湾和福建,法国占滇桂粤。美国来晚了一步,干脆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你们先抢,我来分一杯羹。
这就是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成果”:本来是想让老虎互相咬,结果老虎们商量好了“分地盘”,把中国当成了“共享猎物”。你以为找到了“靠山”,其实只是给更多饿虎递了刀。
三、重蹈覆辙的悲剧:从袁世凯到国民政府,靠别人从来没好下场
更可悲的是,清政府的“以夷制夷”,后来还被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学了去,一次次重蹈覆辙。
1915年,袁世凯想复辟称帝,日本趁机提出“二十一条”——要中国承认日本在山东、东北的特权,还要控制中国的军事和财政。袁世凯不敢反抗,又想玩“以夷制夷”,偷偷把“二十一条”的内容泄露给英美,希望英美制衡日本。
(袁世凯)
可英美哪会为了中国得罪日本?他们只关心自己在华利益,最后袁世凯还是被迫签下了《民四条约》,把更多主权送了出去。
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本想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北洋政府又寄希望于美国——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喊着“民族自决”,北洋政府以为找到了“救星”。
结果呢?美国为了拉拢日本,跟英法串通一气,把山东的特权直接判给了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学生们走上街头喊“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爆发——这才让中国代表不敢在和约上签字。
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北,国民政府又把希望寄托在“国联”(联合国前身)身上,提出“诉诸国联”“不抵抗政策”,以为列强会出面制止日本。可国联只是派了个调查团,写了份“不疼不痒”的报告,根本没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日本一看列强不管,胆子更大了,1937年直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这些悲剧都在说一个道理:当你自己没实力的时候,再高明的“外交技巧”都是空话;想靠列强“主持公道”,就像指望狼去保护羊——根本不现实。
(国联调查团)
四、从历史到现在:为什么“自立自强”才是唯一的出路?
今天的国际舞台上,依然有国家在犯李鸿章当年的错。
比如有些欧洲国家,之前依赖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后来为了“制衡俄罗斯”,转而依赖美国的天然气。可美国的天然气价格是俄罗斯的3倍,这些国家不仅要花更多钱,还得看美国的脸色——这跟李鸿章当年“靠列强制衡列强”,最后被列强拿捏,有什么区别?
还有些小国,在中美、俄美之间摇摆,一会儿靠这个大国,一会儿靠那个大国,以为能“左右逢源”,结果往往是“两边不讨好”:比如有的国家想靠美国对抗邻国,结果美国只给口头承诺,不给实际帮助;有的国家想靠俄罗斯获得安全保障,结果经济上又被西方制裁——最后把自己拖进了困境。
而中国的发展,恰恰印证了“自立自强”的重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没有走“靠别人”的路:面对美国的封锁,我们自己搞出了两弹一星;面对西方的技术垄断,我们自主研发高铁、5G、芯片;在国际上,我们不依附任何大国,而是靠自己的实力说话——比如促成沙特和伊朗和解,推动“一带一路”合作,都是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实力,才能赢得尊重。
(东风5c)
就像历史告诉我们的:“驭虎”的关键,从来不是给老虎喂肉,而是自己变成能打虎的人。李鸿章到死都没明白,清朝的问题不是“没找对列强帮忙”,而是自己太弱——弱到连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只能任人宰割。
100多年过去了,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这个故事的警示,直到今天依然管用:
对一个国家来说,没有什么“靠山”比自己的实力更可靠;
想靠妥协、让步换和平,只会让对手得寸进尺;
只有自立自强,敢于斗争,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最好教训——也是我们今天回望李鸿章,最该记住的道理。